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的硬伤是什么，奥派理论有没有值得暂记的观点论述？

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的硬伤是什么，奥派理论有没有值得暂记的观点论述？

恰好读过奥地利学派的几本书，暂且谈谈感受吧。在开启正文之前，我先表述表述我对知乎讨论氛围的看法，我总觉得知乎不像是传说中的人均985，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讨论问题都是讨论逻辑，或者举出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然而知乎上的讨论似乎很少有人明确表明逻辑或举出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而喜欢给对方贴标签。其实，我对这种讨论氛围是非常厌恶的，相较而言，如果有朋友可以表明不同的逻辑或举出具体的例子来反驳我的观点，只要我发现对方的逻辑能够站得住脚，我是很愿意接受对方观点的，因为正是这样的态度促使一个人不断进步。

正文：

我最开始学习的经济学教材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宏观部分读的是曼昆的教材，其中关于货币的部分是芝加哥学派学者弗里德曼的公式MV=PY（此处提及此公式，是因为后文将会涉及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讨论）。随后我自己阅读了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写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人的行动]、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和[美国大萧条]，我对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较有好感，我也清楚二者均有不足，以下的讨论是关于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比较。

同样都是主张自由市场，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货币问题上的差别较大，在其他问题上分歧也有，但是比较小，对于大多数社会问题，比如专栏文章，二者的观点是不存在太大差别的，但是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却争吵不断。

本文题目叫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硬伤是什么，如果让我评价的话，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各种现实实例基本是符合奥地利学派的预测的。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别，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是由米塞斯独创的。在门格尔提出边际效用递减率以后，奥地利学派的分析基本是沿着主观价值理论和个体主义来发展的，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方法论，直到米塞斯从哲学家康德那里得到启示，以先验理论来研究经济学。米塞斯在[人的行动]这本书里面表述，我们看到一件事情Z，会去探索这件事情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这个原因本身也是一件事情，例如叫做Y，那么导致Y发生的原因呢？这个导致Y发生的原因本身也是一件事情，记做X，而导致X的原因记作W，导致W的原因记作V......依次类推，那么如果我们明确搞清楚了ZXYWV...等等一系列事物，那么我们不就搞清楚一切真相了吗？但是这一系列回溯终究会回溯到一件事情上，这件事情是我们无法准确弄明白的，例如宇宙诞生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无从得知，这些事情的本源被米塞斯称为“极据”。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可以搞清楚更多问题了，这个“极据”也可以往前推，如果人类弄明白了地球是圆的，后来又弄明白了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如果今后弄明白了宇宙诞生之前的样子，那么这个“极据”就继续往前推。

在经济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领域，米塞斯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公理：人为了实现某种愿望而采取行动。米塞斯特别强调，这句话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这句话在性质上是中立的，助人为乐是为了实现愿望而采取行动，抢劫盗窃也是为了实现愿望而采取行动。“人为了实现某种愿望而采取行动”这句话就作为米塞斯逻辑推导的起点，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为了实现某种愿望而采取行动”呢？米塞斯也想不明白，所以米塞斯将其称为“极据”，比如我们不知道宇宙诞生以前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极据”，是我们目前无论如何也无法研究出来的（也许以后可以研究出来），但就目前而言，人类只能研究宇宙诞生以后的发展路径。“人为了实现某种愿望而采取行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大厦就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其他的经济结论都是依靠逻辑一步步推导出来的，必须保证逻辑不能出错，如果逻辑没有出错，奥地利学派就认为他们的推导结果是正确的，例如，在1921年，苏联还没有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纳粹还没有上台，计划经济还没有正式实施，米塞斯通过自己的判断预言计划经济必将是低效的，难以成功。

以上是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那么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是什么呢？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实证，也就是说，他们会研究大量的实际例证，从中总结经验，得出经济学规律。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其实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发表[通论]以后，立刻掀起巨大波澜，学校里的课堂上、官员的办公室里，都在讨论凯恩斯主义；首先质疑凯恩斯主义的是奥地利学派，因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奥地利学派自己推导出来的结论不一样，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就是基于前后逻辑一致的推导，因而他们相信自己的推导结果。但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巨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他们自身的方法论导致的，那就是他们认为收集到的数据都是不全面的，因而难以用现实生活中的数据来说明理论正确与否，这个弱点使得奥地利学派在与凯恩斯的论战当中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毕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看数据说话的。真正指出凯恩斯主义不起作用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如上所述，弗里德曼其实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他完全是沿着凯恩斯的路径去研究凯恩斯主义的。在凯恩斯的经济刺激方案里，认为丢出一块钱，捡到这一块钱的人会去消费，这一块钱就交到了下一个人手里，下一个人也会去消费，这一块钱又到了下下一个人手里，如此推论下去，有消费就有人生产，有生产就会有就业需求，也就是说，这一块钱可以解决很多就业岗位。通常认为凯恩斯乘数是4到5，也就是说一块钱丢出去，流过了好几个人的手。然而弗里德曼沿着凯恩斯的路径进行研究，收集了大量数据发现，凯恩斯乘数始终接近于1，而不是通常认为的4或5。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当前的消费水平不是取决于此人当前的收入，而是取决于此人在一个长时期的范围内的收入，或者说取决于此人认为他今生可以赚到多少钱。这个研究结论也很好理解，如果你已经签署了一份月薪十万块的工作，下个月就去上班，那么你这个月花钱会小心翼翼吗？显然不会，因为你知道很快就会赚到大笔薪水。然而，如果你已经找工作找了三个月，面试了四五家公司，都没有得到职位，某天你突然从路边捡到一万块，那么你会将这一万块立刻花掉吗？你大概率会本能地把这一万块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立刻花个精光。这就是凯恩斯乘数接近于1的原因。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就在于，奥地利学派是通过逻辑推导认为自由市场是较好的经济模式，而芝加哥学派是通过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同样结论：自由市场更好，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这也是我既看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著作，也看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著作的原因，我欣赏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但由于奥地利学派除了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这一本实证研究以外，很少有实际的数据来支持他们的逻辑推论的结果，然而这些数据可以在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著作里面找到，在这个意义上，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是朋友。

资本结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

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较为独特，他们首先将资本财货分成不同的阶段来研究：如果想要得到一只芯片，那么就必须先制造一台光刻机，如果要制造一台光刻机，就必须先制造光刻机的各种零件，如果要制造光刻机的各种零件，就必须挖矿开采原材料来加工；从原材料的开采，到光刻机的制造和芯片的生产，这个过程明显是分阶段的，依照时间的顺序依次进行。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的异质性：原材料的用途是比较广泛的，一旦将原材料加工成某些铁块木块等等，其用途的范围就缩小一点，将铁块加工成某种零件，它的用途又进一步缩小，直到加工成光刻机以后，其用途只能用来研制芯片了。原材料也可以沿着另一条生产路径来生产一台挖土车，而挖土车和光刻机是两种用途不同、生产手续也完全不同的资本，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异质性，因而奥地利学派坚持拒绝将光刻机和挖土车都作为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到数学公式当中。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市场上的消费者需要的是更多的挖土车，而不是光刻机，假如经济计划指挥者却指导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光刻机的生产，最后却发现光刻机是脱离实际经济的需求的，那么这些产业就变成了一种资产泡沫。如果在原材料阶段发现错误，将原材料从光刻机的生产转入挖土车的生产，那么经济受影响不大；如果是在零部件阶段发现错误，将其回炉重铸还能改用到挖土车的生产；如果光刻机都已经生产出来了，却发现市场需要的是挖土车，那么将光刻机改造成挖土车就会非常痛苦。资产泡沫越严重，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也越严重，经济重新恢复到健康水平也就需要更久的时间，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的基本知识。奥地利学派认为，当银行的利率被压到自然利率以下时，社会生产结构会延长，然而社会储蓄不足终究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资产泡沫不可持续，萧条必然会到来。

芝加哥学派的资本理论与商业周期与奥地利学派不同，他们从凯恩斯主义的现金总量平衡分析中得到启示，其经济周期理论基于费雪的研究方法和他的货币数量论，约翰·巴特斯·克拉克与弗兰克·奈特的存量-流量“永久性基金”资本理论，在这些宏观经济总量条件下，不存在显著的资本结构，不存在生产的阶段性，并且时间没有明显的作用。“现金平衡”是一种“货币中性理论”，根据“现金平衡”理论，货币供给的增加，无论在信贷市场上还是在商品市场上发生，对经济都不会产生大的干扰。新的货币会平衡地或基本平衡地分配到整个经济水平之中。货币扩张会提高一般价格水平，而不会提高相对价格水平，它只刺激一般产出水平，而不是刺激相对产出水平。也就是说，在中长期内，所有物价都会以相近的比例上涨。弗里德曼用“直升机抛下货币”的例子进行推论表明他的观点：“让我们假定，有一天，一架直升机飞到了一个社区上空，从空中抛下1000美元的现钞。”这样，每个人手里的现金都多了一倍，弗里德曼用“现金平衡效应”来说明这些货币增加了真实的产出，但是这个社区的基本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

奥地利学派完全不认同弗里德曼不切实际的“直升机”模型。米塞斯称，现金数量的改变首先发生在家庭之内，“谁先拿到新增货币”，这是问题的关键，先拿到货币的人将依据他们本人的偏好去消费，进而改变社会生产的结构和相对价格。罗斯巴德在[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思想]一书中曾借用十八世纪投机银行家坎蒂隆的话来描述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曾有人询问坎蒂隆，黄金数量增加会怎样，坎蒂隆做出了如下描述：假如一个人在河边捡到了很多黄金，那么他以后购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愿意拿出一个更高的价格以免这些东西落入他人之手，如果他要买粮食，那么他就会比以往买粮食的人更加慷慨，他的慷慨使得粮食价格上涨，农夫卖出粮食拿到了更多的黄金，在农夫购买酒肉的时候，也会相应拿出一个比以往更高的价格来避免酒肉落入他人之手，通货膨胀就这样传导下去；等到某个人得到黄金以后，想去买粮食和酒肉，发现粮食和酒肉的价格已经上涨了。罗斯巴德用赛跑来表明通货膨胀的传导：通货膨胀就像赛跑，比谁先拿到新钱，通货膨胀总是用那些落后者的福利补贴那些先拿到新钱的人。通货膨胀的这一效应也被称作坎蒂隆效应。

芝加哥学派在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上犯下错误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受到奈特的影响，没有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生产阶段性”、“资本异质性”等概念的重要性。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最早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便有体现，庞巴维克将其进一步发展，哈耶克在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领域并没有太多原创思想，他的贡献在于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从德语世界带到英语世界。经济学家奈特大力反对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对此，哈耶克反驳说，在奈特的资本理论当中，似乎物体就是摆在那里，而不是从原材料开始一步一步加工制造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曾被认为是石油危机导致的，然而八十年代的日本房产泡沫、世纪之交的科技股票泡沫、中国当下的房产泡沫，已经无法归咎到货币以外的事物头上了，这些资产泡沫充分说明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正确性。然而，尽管奥地利学派在理论上更能够解释现实，但是他们的理论也给出了另一个令人痛苦的结论，想要维持资产泡沫不破裂就必须持续性地进行通货膨胀，甚至需要加速通货膨胀，否则经济萧条就会到来。

在货币问题上，芝加哥学派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供给信用货币，但是主张将货币数量增速控制在一个和经济增速相适应的范围内。芝加哥学派这一主张的难点是，依据MV=PY，在金融发达的当代，电子支付非常普遍，货币流速V已经不再像弗里德曼生活的时代那样保持稳定，货币流速V是非常不稳定的，如果保持价格P不变，那么货币数量M就无法确定，也就是说，不可能依据一个波动剧烈的货币流速V去频繁变动货币数量M。哈耶克晚年主张货币的非国家化，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发行自己的货币，市场会自动选择出那些可靠的货币，这一主张同样难以实现，不切实际。罗斯巴德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允许黄金自由流通，比如货币就是一克黄金或者一克白银，人们依靠黄金票据结帐，你可以向你的朋友转账一克黄金或白银，而不是一元人民币或一美元，那么人类是否会在这种自由选择当中自愿主动选择黄金和白银，而抛弃当下各国央行的纸钞呢？

补充：货币的成本问题

任何一个有着正常认知的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产品与服务不会凭空产生，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创造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也就是说，产品与服务的产生是需要成本的。那么，货币的产生是否需要成本呢？“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规律究竟是否适用于货币问题。这也是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我国古代，是有很多私人钱庄铸造铜币的，为叙述方便，用铁匠一词来指代私人铸币者。铁匠铸造铜币必须有原材料铜，还需要付出大量精力来将铜原料铸造成铜币，随后铁匠用这些铜币去采购他的日常所需，铜币由此流入市场，充当交易媒介。如果铁匠大量铸造铜币，事情会怎么发展？显然，铜币数量扩张，其购买力就会下降，过去他用一个铜币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则需要用五个铜币，用五个铜币和一个铜币购买的东西是相同的，但是他铸造五个铜币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则远高于铸造一个铜币所需要的成本，收益没有增加但是成本却在增加，这意味着他不会盲目增加铜币的铸造。也就是说，自由市场对通货膨胀有一种天然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也可以推广到多个铁匠。如果一个铁匠意识到，其他的铁匠在扩张货币，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这个铁匠与其从早到晚生产货币，还不如转行去当伐木工，如果伐木一天，用木料换取到的货币比他本人花费一天时间亲自铸币所能获得的货币还要多，那么此人就会放弃铁匠营生，转而去当一名伐木工，他的退出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供应，对不断扩张的货币起到抑制作用。

当下的信用本位制，也就是纸钞，违反了“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一原则。印刷一张面值一百美元的纸钞，和印刷一张面值五百美元的纸钞，其成本没太多区别。在计算机时代，货币的产生甚至可以通过修改几个数字来实现，这就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可想而知，当货币的生产不需要再付出任何成本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抑制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了。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其他产品与服务，也同样适用于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