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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曹聚仁?

如何评价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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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曹聚仁?

张书克2014-10-26 10:34 来源:澎湃新闻字号

很多人都知道,曹聚仁曾被胡适斥为妄人。 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76页) 胡适说他没有见过曹聚仁可能是真的。不过,从他的语气以及“往往”这样的措词来看,他肯定知道曹聚仁这个人,并且似乎颇为了解其为人,所以才这样生气,斥之为“妄人”。 我们不妨把曹、胡二人的关系简单梳理一下。

曹聚仁求教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的私人档案中,收藏有曹聚仁致胡适的三通书信。 最早的一通写于1923年7月21日。当时,曹聚仁在上海,胡适在杭州休假。该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大鉴,敬启者: 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初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 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也,然不敢自暴弃,终競競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欧美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儒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 研究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取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 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 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 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 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 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 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 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此上,即祝 纳福 曹聚仁敬上”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00-505页) 曹聚仁此信,以求教为名,有结交之意。信的最后,并且提出拜访胡适的请求。不过,胡适是否回信,两人是否在杭州见面,我们不得而知。 至于曹聚仁寄赠的《国学概论》,胡适也收到了。(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胡适藏书目录》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136页) 1925年12月17日,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曹聚仁给胡适写了第二通书信。该信也是谈学论道的。曹聚仁认为自己有独往独来的精神,和胡适的治学态度比较接近。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偶然史观”的。曹聚仁说,他从1923年秋天开始,萌生了偶然史观的见解。他听汪静之说,胡适也以“偶然”解释史迹,感到很兴奋,认为有了知音,因此和胡适交流切磋。曹聚仁举自己亲历、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为例,认为五卅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起因于一个小小的误传的消息,其实和顾正红事件没有多大关系。(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06-513页) 偶然史观也是胡适爱谈的题目。只是,不知道曹、胡二人的偶然史观有什么异同。有心人不妨做一个比较研究。

“我的朋友胡适之”批判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曹聚仁不再向胡适写信求学问道,而是转为批判胡适。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胡适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潮流了。 曹聚仁于1931年8月在上海创办《涛声》杂志。刊行四五期以后,刊物进行了重新包装,刊头图案是一只乌鸦,取其报忧不报喜之意。曹聚仁主张“乌鸦主义”,似乎源自胡适的《老鸦》诗。1933年8月19日出版的第2卷第31期《涛声》还把《老鸦》诗刊登出来,并且恶作剧地称之为“胡适遗著”。 不过,乌鸦的叫声,有时候也针对胡适。《涛声》出过两期“批判胡适专号”。 在第2期的“批判胡适专号”上,有曹聚仁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适论》。该文曲解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说“投机”也是人类应付环境的一种方法,指责胡适投机钻营,并且指责胡适陷青年于“投机”的迷途。另一篇名为《胡适与秦桧》,把胡适的对日言论和秦桧的言论进行列举和对比,用意很明显,是说胡适和秦桧是一类人物,都是卖国贼。(以上两文参见《涛声》第2卷第18期) 除了《涛声》外,曹聚仁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文批判胡适。《“尝试”解》一文,解释胡适“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说法,认为胡适从这句诗的反面学得了做人的秘诀,说胡适看破中国社会是凌乱的社会,什么都不上轨道;要在这个社会登台做大人物,第一就要投机,也就是上海人所谓的“碰碰运气看”。曹聚仁认为胡适运气很好。留美学生很多,而他独成为“新文化导师,中英文化基金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处:“到湖南走一趟,就有五千元的×敬”。文章最后,曹聚仁感慨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人皆‘尝试’,无处不‘投机’,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成绩!呜呼!”文末还有一个“附注”,说:“胡适一生看风挂蓬,见机说话的证据极多,请参看我近编胡适文谱。”(参见《申报》1933年3月30日)这个附注应该是为该书做广告了。(《胡适文谱》似乎是曹聚仁编辑的一本“供批判用”的胡适的“黑材料”。可惜笔者没有见到这本书。后人整理的曹聚仁编著目录中也没有这本书。《胡适文谱》似乎没有编成?) 《“尝试”解》解释“尝试”为“投机”,说胡适善于投机,并且机会很好,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聚仁的文格。文中表现出的“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很值得注意。 另外,曹聚仁还有一篇《胡适之与虎谋皮》,是批评胡适的对日言论的。该文认为,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的主张完全是与虎谋皮。(参见曹聚仁:《胡适之与虎谋皮》,《兴华周刊》第33卷第14期) 应该说,曹聚仁上述批判胡适的言论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常见,并无新意;很多的批评资料无非道听途说而已,并没有加以证实;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攻击。 曹聚仁这些文章,胡适很有可能都看到了。只是,他似乎没有进行任何回应。索稿 1940年7月3日,人在上海的曹聚仁代表香港《星岛日报》致信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向他索稿,要他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希望他解释究竟中国有没有前途?如何才有前途?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曹聚仁还说,《星岛日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绝对没有党派的偏见,胡适尽可以独抒卓见,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14页)虽然战时通讯不便,但胡适显然收到了该信。只是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写稿。 七年前批判胡适,现在向胡适索稿,而且若无其事,就好像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似的。曹聚仁的确是个妙人。

相见? 胡适说没有见过曹聚仁。曹聚仁却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说,两人见过面。 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曹聚仁这样说道:“1947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氏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来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组织党派的公民的。’”(《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2页) 在《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一文中,曹聚仁又这样说道:“过了十年,胡氏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就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听涛室人物谭》,第305页) 《“胡适批判”》一文说的更加生动形象:“五年前,我和胡适先生在南京北极阁相唔,谈得很久;从《水经注》考证谈到行宪后的政党;我们说,要是他来组织一个推行民主政治的政党,我们都来入党。于是大笑一阵而散。谈次,他忽记起我们曾经批判他。我说:‘胡适批判只出上中下三个专号,胡适批判专集没有出,《涛声》便已停刊了。’”(曹聚仁:《“胡适批判”》,载《书林又话》,第112页) 曹聚仁甚至说,在会面时他劝胡适出任总统:“当蒋氏提出胡氏出任总统时,我曾当时力劝,胡氏谦逊不遑。我曾对他说:‘你既不愿担当起来,你就不该助蒋误国!’”(曹聚仁:《胡适与“水经注公案”》,载《听涛室人物谭》,第306页) 1946年11月至12月,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3月至4月,召开的是行宪国民大会。曹聚仁所说的“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字多余)不知道指的是哪一次?但不管是哪一次,召开的时间肯定不是1947年。 很多人喜欢攀附名人,说和某某很熟悉,说和某某是朋友,说和某某名人见过面、吃过饭,虽情有可原,我们却不必当真。

胡适到底有没有见过曹聚仁呢?图为初上战场采访的曹聚仁。统战 20世纪50年代,曹聚仁吃上了统战饭。1956年以后,香港的左派报纸《晶报》每月送曹聚仁基本稿费一千港元,写稿另计稿费。再加上别的收入,曹聚仁的生活颇为宽裕。(参见司马璐:《曹聚仁的中共密使之说》,载璧华编:《曹聚仁作品评论集》,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曹聚仁自己住在香港的花园洋房里,却劝别人都应该回到大陆去。很多人感到不解甚至反感,认为他有点儿不顾别人的死活。(参见徐訏:《悼曹聚仁先生》,载《曹聚仁作品评论集》,第49、30页) 这个时期,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北行小语》一书是曹聚仁在大陆参观访问的游记。该书序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对胡适进行统战的意味很浓。文中提到,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看到有很多胡适的著作在出售,并不是像胡适想象的那样,他的书成了禁书。 序言中并且引了他写给胡适的那封统战信: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曹聚仁在这里所引的,似乎不是原信的全文。根据胡适在日记中的摘录,此信中似乎还有胡适“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等语。(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276页)当然,很有可能曹聚仁寄给胡适的信根本就没有留底稿,写《北行小语》序言时即兴创作了一封给胡适的信。我们看他说“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以及“1947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就知道此人是如何善于信口开河了。 从曹聚仁这封信来看,他不仅不了解胡适当时的思想状态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点自视过高(信中教训胡适的意味甚浓,正是一种统战者对待统战对象的口吻,胡适读了当然很不高兴)。 总的来看,在曹、胡二人的关系中,曹聚仁处于主动的一方,他主动给胡适写信求师问道,主动赠书,主动批判胡适,主动求稿,主动进行统战。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胡适似乎都没有积极的回应。究其原因,大概胡适对曹聚仁还是有些了解的,并不是很认可曹聚仁其人其文,一直避而远之。曹氏自称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曹聚仁:《我的自剖》,载《曹聚仁作品评论集》,第272页),把什么都不当真,自然和处处较真、处处不苟且的胡适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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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人 评论 鲁迅评传 2012-11-24 17:34:05“史人”“妄人”曹聚仁 ———且说他《鲁迅评传》的硬伤◎ 朱 正 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写鲁迅传记的人,除了史人的态度,论事比较客观一点。 曹聚仁《鲁迅评传》第二十九章怎样的人物笔下,只能写出怎样的鲁迅来。 聂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鲁迅《忆韦素园君》 曹聚仁著《鲁迅评传》,已有不止一个版本。我看到的是上海二○○六年出版的一本,实际包括作者一九五六年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评传》和一九六七年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鲁迅年谱》两本书。现在我就来写一点我在这书中看到的硬伤。文章里引语后边所注的数字,指本书页码,就不再注明章节的标题了。 作者怎样看待自己的任务呢?他说: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5)作者这样说,当然是自认为有鉴别史料的眼光,有组织史料的能力了。他以此自负,对自己正在精心结撰的大著期许甚高。他说: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4)《章实斋先生年谱》见《胡适全集》第十九卷,在史学著作中可称杰构。曹聚仁的《鲁迅年谱》是不是也可以并列在这个档次,读者看完本文之后就可以明白了。 他不但近比胡适、梁启超,而且还远比王船山。他说:“我对鲁迅的看法,有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一定苟同前人的评论,也不一定要立异以为高的。”(114)这样的书当然是传世之作,千百年之后还会有读者。他说:百年之后,我相信必有史家承认我所写的,是把鲁迅当作有血有肉的活人来描画,绝少歪曲事实之处。(280)鲁迅先生定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一页,我这部《年谱》,或许对千百年后的史家有点用处。(381)一方面,对自己的著作作了这样高的期许,另一方面,就要竭力贬抑别人的同类著作了。在他撰写《鲁迅评传》的那时,已经出版了的鲁迅传记,在大陆只有一本王士菁的《鲁迅传》,在台湾只有一本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于是他就极力攻击这两本书: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2)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5)王士菁,无论史才、史识,史笔,都是不及格的,只写了一部乱糟糟的传记,比日本人的《鲁迅传》都不如呢。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说八道。(382)就这样,曹聚仁把别人的书贬得一钱不值,来反衬自己的书是怎样的了不起。可是,终于摆在读者面前的他自己的这部书究竟怎样呢?我不得不抱歉地指出:他批评王士菁的那些话大都可以用来批评他自己的书:不懂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不成样子……他这部书,大到总体结构,小到语法修辞,都有可议之处,这些都没有篇幅去讨论,仅仅就史学这一角度谈一谈书中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多次自称为“史人”(例如第116页、第260页),称他的书为“史书”(第4页),我想选择这一评论角度是适当的。而史学的范围都太广了;史才,史识,史德,这些也都暂不讨论,只看看书中所写的史实错误之类的硬伤。 传记和年谱,不但要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还必须介绍其时代背景。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前,传主的一些行状才是可以理解的。曹聚仁注意这样做了,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许多历史事件都被他写错了。读者看了,真觉得他不像一个受过史学训练的人。下面举一点例。 《鲁迅年谱》一九○五年所记历史大事有“清廷派皇族五大臣视察欧美各国宪政”(293)一条。这里的“皇族”二字就使人觉得奇怪。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见于这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谕:“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36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这里,只有镇国公载泽是宗室,湖南巡抚端方是满人,而户部侍郎戴鸿慈和兵部侍郎徐世昌都是汉人。怎么能把这些人都称为“皇族”呢? 《评传》中说:“而同盟会,乃是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和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而成的”。(27)这里漏说了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华兴会的张继、宋教仁等人后来都是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家。这一疏漏,作者在十年之后所撰的《年谱》中才得以改正(293)。 《年谱》一九○六年记有“是年,清廷宣布实行立宪”(294)。其实清廷宣布的并不是“实行立宪”,而是“预备立宪”。这年九月一日的上谕: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俟数年之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563-5564页)可见清廷开出的只是一纸远期兑付的支票,而曹聚仁却把它说成立即兑付的支票甚至是现钞了。 《年谱》一九二四年所记大事,有“九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十一月,曹锟退位。十二月,孙中山北上入京。”(316)这里,“曹锟退位”四字,完全没有反映出当年的历史。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随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入京。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见《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4页。这跟他在九月十八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见前引书第75页)不是一回事。曹聚仁把这两篇宣言弄混淆了。 《年谱》一九二六年记有“三月,创造社出版《创造》月刊,郁达夫主编,提出‘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新论题。”(322)这里“《创造》月刊”应作“《创造月刊》”,也许是编校之误,不去说它。只是创刊的当时并没有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来。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上,是已经要开始“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了。把这口号前移到一九二六年,也可说是昧于史实。《年谱》一九二七年又重复记有“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发表《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332)时间依然没有说准,还是早了一年,而且《年谱》将同一件事在两年中重复记载,也就不宜再指责别人不善剪裁组织了。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书中说:“中国共产党,以贺龙、叶挺的四军为骨干,八月在南昌举义,是为红军之始。”(332)贺龙不属四军,当时他是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年谱》一九二七年记有:“三月,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闻一多组织‘新月社’,《新月》月刊创刊。”(332)从行文看来,是说先成立了一个新月社,再由这个社创刊了一份杂志。这里首先要指出一个时间上的错乱: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的,后来成员星散,无形解体,到了这《年谱》中说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早已不复存在。至于《新月》月刊,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才创刊,显然不可能是新月社办的刊物了。可知新月社的结成和散伙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而《新月》月刊的创刊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曹聚仁要把这两件事都记到一九二七年。 《年谱》一九三一年记有:“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四中全会,批判李立三路线,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348)这几句话表明作者对中共党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批判立三路线,是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而四中全会虽然继续提出批判立三路线,但主要锋芒却是针对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了。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操纵之下,主要目的就是提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次全会所有文件,包括向忠发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决议案、国际代表在会上作的结论等等,都收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其中任何一个文件都没有“承认毛泽东的领导方向”的内容。这是要到四年之后的遵义会议上才解决的问题。 上面所说的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对于鲁迅的传记来说,只是一种背景材料。对于这一些,看来曹聚仁颇有点不甚了了信口开河的习惯。在处理传主生平事迹的时候,作者总应该慎重一点吧。不幸得很,错得还更离奇些。下面也举一点例。 祖父的事情,书中是照抄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里两节“介孚公”的材料。这当然是很有用、很权威的史料。可是决不能说只要把它照搬过来即尽了“史人”的能事。这时就得用一点鉴别史料的眼光了。认真鉴别一下,就可以发现周作人这里说的有三点应予订正。一点,他为什么不做金溪县的知县了呢?周作人的书中所说的原因是“被参劾”,后来“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至于“被参劾”的原因,则是“同抚台闹了别扭”。曹聚仁在引用这一史料的时候,把周作人的原文简化为这样两句:“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12)省掉了“被参劾”三字。这是不能省去的。不写明被参劾这一点,是不是闹了别扭就负气辞职呢?再说,参劾他的抚台是哪一位,应该也可以落实到人。像一省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清史稿》有表有传,一查便得。我已经查明鲁迅祖父周福清并不是被任何一位巡抚参劾的。参劾他的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的原因也不是和他“闹了别扭”,后来在北京做的内阁中书也不是考取,而是循例捐来的。我的考证过程,详见《周福清科场案述略》,收在我的《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一书中,这里就不细说了。 接着就是祖父的科场行贿案。周作人所述也与事实颇有出入,曹聚仁都照抄过来了。因为这是清末一个大案,有关的奏折和上谕都可以在《光绪朝东华录》里查到,足可资鉴别之用。例如说,不会办事因而引发了这一场大案的“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12),据浙江巡抚崧骏报告案情的奏折,此人不叫徐福,而叫陶阿顺。这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错误,至于书中所说“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12),就是一个不能容许的大错误了。假如真如此书中所说,陶阿顺送去的信封中有一张可以立即兑付现银一万两的银票,介孚公也就不能保全首领了。幸好信封里并没有一张这样的有价证券,有的只是一张写着“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的纸条,只是一个许诺,表明行贿的意向。崧骏的第二封奏折更明确说这是“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这一情节对于最后量刑极为重要。崧骏的奏折中说:“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一个有史学训练的人,在这关系极大之处,怎么能对所引史料不加鉴别,据官文书订正呢?《光绪朝东华录》并非僻书,可就是没有去查考一下,也许是没有想到要去查阅吧。 鲁迅父亲的病死,《评传》说:“他父亲病了一年,死时只有三十七岁”。(22)此说就没有任何史料根据了。据《朝花夕拾·父亲的病》说,前一位医生医治了“两整年”,换了个医生(“陈莲河”)又看了一段时间,总计有两年多一点。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说,大概没有这样久。他的记忆里,“甲午八月黄海战败”之时(1894年9月17日)他还没有发病,“他的病如在那一年发生,可能是在冬季吧。”到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去世,病了大约是两年左右。 《评传》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的学习成绩,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传他一家之学的希望存在鲁迅身上,好到仙台医专的同学对他妒忌,以为他独得藤野先生的照顾。”(22)这个“非常之好”一说,又是没有任何史料根据的。《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说: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应该说,他自己的这一段回忆是很准确的。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转录了一张鲁迅一九○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组织72.7,生理63.3,伦理83,德文60,物理60,化学60。平均65.5,142人中间列第68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页)这岂不正好和他自己说的“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相符吗。看了这个分数单,也可以知道书中说“他在医学校中,伦理学也得了最优等的成绩”(292)一说不准确,83分是不能算作最优等的。 鲁迅在一九○六年到仙台医专求学,在那里看了一张对他刺激极大的幻灯片。《评传》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23)一望而知,这是从《呐喊·自序》中照抄来的。一个人回忆往事,不妨作一点粗线条的记述,而一个“史人”修史,就不能不对这史料有所鉴别了。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结束战争。说“其时,日俄战争刚过去不久”,才是史家的笔墨。 《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谈到鲁迅参与《越铎日报》创刊的事。说是“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提议创刊报纸来监督“王金发他们”,显然是绍兴光复之后的事情了。报纸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创刊,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见《鲁迅全集》第八卷。而曹著《年谱》却置此事于辛亥革命之前:〔1911年〕是年……暑假后……也孙德钦同办报……十月间,武昌革命军起义,……后来,王金发从杭州带队来到了绍兴,组织了军政府。……《越铎日报》对都督有了微词,更触王氏之怒。(298)对于鲁迅传记的作者来说,《朝花夕拾》是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史料,它关于《越铎日报》一事的记述也是完全清楚明白的。真不知道有这书在手边的作者为什么会把报纸创刊时间弄错的:错了一个朝代,把民国时的事写成清朝的事了。再说,即使没有去查阅《越铎日报》上刊登的那些毫不留情的攻击文章,只看《朝花夕拾》里说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也就决不是只用“有了微词”这四个字可以交代过去的。 说到绍兴光复,《评传》说: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29)一队学生在街上游行一通,绍兴就光复了。这真是海外奇谈。事实上,是杭州光复之后派王金发率队进驻,绍兴才光复的。曹聚仁在这里,又是不加鉴别照搬史料了。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中的《惜别》一文,转述了许广平对他说的这件“武装演说队”的事,曹聚仁就照抄不误了。同样记了这事的周建人,说的就有分寸得多,他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中,只说在那人心浮动的绍兴城里,“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却没有说“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这样的荒唐话,可惜作者没有采用他的这一说。在多种史料中,比较、选取、鉴别的工夫,是一个有志于史学的作者所必不可少的。 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有一些事情不很愉快。这在他写给许广平和未名社友人的信件中都有清楚的反映,传记作者凭着这些最直接的史料,对他生平中的这一段是很好处理的,不容易写错的。可是在《评传》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海外(引者案:疑是海派之误)人士心目中的国学,尚未脱离“四书五经”阶段,那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力主读经,提倡《古文观止》和陈济棠一鼻孔出气,要驱逐胡适出境,对于鲁迅的辑佚书工作更不能赏识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一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66)读者很可以把这一段引文当作曹著《评传》全书的标本,看他是怎样东拉西扯,时间错乱,故弄玄虚,文不对题的。讲传主在厦门大学的事,忽然插入一段讲中山大学的事,讲胡适的事,这与鲁迅的事迹有什么关系呢?再说,鲁迅在厦门,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曹聚仁在这里写的“那时”,只能是指这一段时间。那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教学业务的傅斯年,力主读经了吗?提倡《古文观止》了吗?原来曹聚仁在这里插说的几句,并不是“那时”的事,而是一九三五年发生在广州的事。胡适的《南游杂忆》(见《胡适全集》第十卷)记下了他为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学位而作的南游,记下了他在广州两天半的经历。从胡适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力主读经,并且要求法办(而不是驱逐)胡适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文章里还记有他和陈济棠交谈的情形。读者无法理解的是,一九三五年胡适在广州的这些遭遇,与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的遭遇有什么相干,也不能懂得在《鲁迅评传》插说此事是什么意思。 《评传》中还这样述评了鲁迅应蔡元培之聘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一事:他对于蒋介石政权,也是十分头痛的;但他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属下的中央研究院供职;直到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为止。为了“生存”,抱关击柝,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鲁迅也和我们一样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的人(一定要把鲁迅想象得高不可攀的人,也是可笑的)。(386)他这“评语”说得很清楚:鲁迅为了“生存”,他所敌视的蒋介石政权的钱也可以用,什么卑微的职业(下至守门打更)都可以做,因为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没有别的生存技能嘛。这样一个人,当然就不足以言操守了。这就是《评传》作者对传主的评价。可惜的是他在作出此种评价所根据的事实都没有弄清楚。蔡元培就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设“特约著作员”,“延聘国内在学术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也就是给社会上没有固定收入的著作家送一点补助费,是一项有利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措施。这补助是无条件的,完全无损于接受者的操守。就说鲁迅吧,他在接受补助的这四年间的著作,那些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里的文章,有一篇迎合、趋附权力者的吗?再说,这笔补助费,也并不是他为了“生存”所断不可缺少的。补助费只拿了四年又一个月,在这以前和以后,鲁迅靠着稿费和版税,不也是“生存”下来,并且不断有著作问世吗。再说,曹聚仁把这事写成是在“中央研究院供职”,表明他对这事原委所知有限,其实是与中央研究院毫无关系的。还有,南京并不在“一·二八”战争的战区之内,说“‘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也许只是一种修辞、象征的说法,似乎不宜出现在史籍之中。 革命文学论争的中止,“左联”的成立,是鲁迅生平中的一个重大关节。《评传》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他初住上海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文人,对他的不断攻击,不独见解很浅薄,动机也很无聊,有的正是借攻击鲁迅以自重。不过,这一种斗争,并非中共的决策。到了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他和上海文坛人士交谊颇广,他是要争取鲁迅来做有力的支援。(82)一九二八年,成仿吾、钱杏邨、冯乃超、李初梨这一些共产党员作家围攻鲁迅。为什么后来忽然停止了攻击,而和鲁迅一起组织“左联”呢?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人李立三的决定,他命令这些党员作家不再攻击鲁迅,争取他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拥戴他为左翼作家的领袖。为了得到鲁迅更多的合作,他在那危机四伏的环境下还同鲁迅直接交谈过一次。当年向党员作家传达李立三指示的吴黎平,鲁迅与李立三会见时在场的冯雪峰,后来都发表了文章回忆这段史事,足为明证。我也看到过阳翰笙提供的一项资料,说是李富春向他提出不再攻击鲁迅的。我认为这个资料也是可信的。只是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他是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意图。曹聚仁撰写《鲁迅评传》的时候,吴黎平、冯雪峰、阳翰笙提供的证词都还没有发表,他当然无从知道有关的详情细节。但是从“左联”成立于“立三路线”开始抬头之时,应该可以推想到是出于李立三的决策。即使说想不到这一点,也决不应该说是出于瞿秋白的推动。理由很简单,在“左联”的酝酿和成立之时,他都不在国内。是一九三○年八月间,他和周恩来同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回国之初忙于政治斗争,并没有过问“左联”的事。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上他受到打击,脱离了领导岗位之后,才过问“左联”的事的。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这也就可知《评传》所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还有一件类似的错误。《年谱》一九三○年记有“二月,鲁迅、田汉、郁达夫、瞿秋白等五十二人发起‘中国自由大同盟’。”(343)前面已经说过,瞿秋白这时不在国内。 《年谱》一九三○年还记有这样一事:“那时,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那时,鲁迅曾避居黄渡路的花园庄。”(340)事实上,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后,鲁迅才举家避难花园庄的。《年谱》将这事误系于一九三○年,而且把这次避难的原因,只一般地说是“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只字不提柔石被捕事。而在《年谱》一九三一年里,才记下:“一月十七日,赵柔石等在上海被捕,二十日,鲁迅和许广平、海婴、许妈避难于日本人所经营的花园庄。”(343)也不知道这里写的同上一年写的避居花园庄是同一次还是共有两次。对于柔石等人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捕被杀,书中更无一字说明,大约也是以为“当局对文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吧。殊不知道他们是在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上被捕的,完全是党内斗争中的牺牲者,以致《年谱》中竟写出了这样的话:“二月,‘左联’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权对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等二十四个青年作家的杀戮。”(348)他把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都说成是“青年作家”了。他不知道遇难的二十四人中只有五人是作家(“左联”五烈士),另外的都是职业革命家。可见他是还没有弄清楚自己要写的事情就急急忙忙来动笔了。 书中小的差错更是触目皆是。这里随便举几个给大家看看。例如马珏是马裕藻(幼渔)的女儿,书中却说是马衡(叔平)的女儿(114),马衡是她的叔父。教育总长傅增湘是四川江安人,书中却说是湖南人(157)。只要看过《两地书》的人都知道,鲁迅和许广平是一九二五年才相识的,书中却说是一九二三年。(317)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曾经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两次到北京省母,而书中说只有一九二九年的那一次。(75)《萌芽》月刊,是鲁迅、冯雪峰合编的,书中却说是“郁达夫、冯雪峰共编”(338)。如果用“错误百出”这句成语来评这本书,那么,对这句评语不但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更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理解。 最后,还可以来一点余兴,看看书中一段有趣的文章:有一个有趣的题目,摆在我们的面前,便是:鲁迅假使活到现在,中共对他会如何?他对中共将如何?照胡适的说法,他是看了胡风被清算了,认为鲁迅也不免于被清算被斗争的。我呢,觉得胡适到了纽约,毕竟坐井观天,他是不懂得中共的政策的。我敢断言胡适留在北京的话,决不会被清算的,他还是做他的历史研究;他的红学的考证,一定更有收获;生活也许清苦一些,但他的生平志愿,一定可以完全达到了。中共对于“人尽其才”这一点是做得很不错的。鲁迅先生在现在的话,他的创作,将有什么成就,我不敢说。他的学术研究,一定有惊人的收获,那是可以断言的。至少,他那部中国文学史,一定可以写成的了。至于思想上的自我批评,一向是很勤奋的,他那回受了创造社的攻击,便努力研究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一下子,就搞得比他的敌手们还通些。他如若活在现在,他可以替中共政权建立新的文艺理论的(我们要明白:中共的政治路向,也是建立了自己的北京路线,并不依存于莫斯科路线的)。(386)“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罗稷南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毛答:“要么被关在牢房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曹聚仁在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一段毛罗对话,没有猜中。关于这事,我写了一篇长文章,收在《鲁迅的一世纪》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就不重说了。可以指出的是,曹聚仁的这一段文字主要是写给胡适看的,是想做点统战工作。对胡适作出了种种许诺,动员胡适弃暗投明。我看出了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具有过人的史识,而是因为我掌握了一件过硬的史料。胡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日记: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胡适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胡适称他为“妄人”。不说别的,只看他这部《鲁迅评传》,水准如此之低,自视如此之高,“妄人”这一称号足可当之无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