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荀彧其人其事？

如何评价荀彧其人其事？

历来关于荀彧的讨论多围绕其殉道一事而展开，而其作为政治家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反略被搁置。荀彧本人虽无传世的思想著作，但其在诸多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与其兄荀悦在《申鉴》中所阐述的包括任贤、刑法、君臣伦理等理论思想十分接近。另有《后汉书》载荀悦平生拥汉，独与荀彧交好，作《申鉴》，《三国志.荀彧荀攸贾诩传》记载荀彧、荀悦二人同献帝讲经二事可佐证这一观点——《申鉴》是荀彧、荀悦二人皆所认同并践行的一套思想体系。

另外，荀彧在如田畴之封赏、重申肉刑等历史事件中所发表的政见，也兼具了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特点。因此我以《申鉴》为范本，结合其言行，对荀彧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做一个大体分析。

按《晋书·刑法志》记载，建安元年（196），天下将乱而民心动荡，违法乱纪之事频发，有如土崩瓦解。当时所通行的刑罚律法，在愈发混乱的局势下，已经无法惩戒警训。崔寔、郑元、陈纪等皆在此时提出过严苛刑罚的建议，但被朝廷搁置不议。

近乎同一时期，荀彧提出了恢复肉刑的建议。结合社会背景来看，既要适应动荡局势，就算不得严刑苛政；但单从肉刑本身出发，则是比较残酷的提议。此事中，孔融与荀彧出现了根本性的政见分歧。而荀彧在杨彪被拷掠一事中，却表现出完全相反的一面。

同样是用刑，与肉刑相比轻了许多的拷掠，荀彧却同孔融一道否定。再与荀彧为华佗求情、为田畴请义等事结合来看，这个突兀的申复肉刑提议似乎有些自我矛盾。是在儒家“圣人之治”和法家“肃正法律“之间的矛盾。

而荀彧的这类政见思想根源，在《申鉴》中有一个非常系统的阐释。

《政体》认为，君子要“以情用”，也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式的教化；而小人则只能“以刑用”，是棍棒加身的威慑式教化。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是君子知辱，更不必说刑罚；而小人却连刑罚都不一定害怕。对于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普通人，就要“刑礼兼用”，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人和标准，以这种“三标”思想维护社会秩序。

这也是荀彧在建安元年左右，大量乱纪违法之事与暴动之民增加的情况下，坚持要恢复肉刑的原因。他所期望达到的状态，是：

显善彰恶，将利害关系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代表“中人”的普通百姓，是对“刑礼兼用”的理论播散。

在整个复议肉刑过程中，荀彧的法家思想表现的最为明显。而对于他个人来说，日常的言行则几乎同《论语》所教儒家君子无所出入。最鲜明的一点是为人处事中的独立与包容——

这种知世故而不世故，温和而不圆滑的处世态度，让他亲和众人，名彰同僚。能在陈群和郭嘉之间友好往来，也能在曹操与汉室之间竭力斡旋，挫锐解纷。也正是这种能力，让他一生都仗它居中不倚，最终也只能因它亡故。这是题外话，以后有机会再详写。

相比于法家色彩鲜明的个例，荀彧所表达期望的“圣人之治”、“王道两济”等理想化的大同社会出现频率更高些。如田畴封赏一事——

田畴固辞封赏，曹操征询曹丕、荀彧、钟繇等意见。曹丕从田畴本人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应夺其志，而应“嘉其节”。荀彧对曹丕的结论持认可态度，但他的考虑则不仅仅局限于一人一事。

在曹操本人不愿以一人之事亏“王法之制”时，荀彧却表现出和申复肉刑时完全不同的通达，认为倒不如成就田畴的想法。这也对应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刑赏“三标”，荀彧明言田畴是三者中最高层次的“君子”，应该“以情”教化。他以成就“圣人之治”的理想化大方向为出发点，建议勿夺其志。

而荀彧的这种理想化大同视角，最为代表性的理论是“王道两济”：

荀彧的政论语言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修饰性和理想化。他很喜欢提及圣人贤主，也很擅长将古之贤明与今之局势相结合以规劝他人。“圣人”“君子”“道”是非常高频的词汇。当然，史书中记载的并非原话，但以荀彧“以书陈事”的习惯以及鲜明的集中特点来看，这些言论未必与其原话有太大出入。他极其理想地将尧舜、孔子等人比于当世，期望能对如田畴、华佗、杨彪一样的“君子”实行礼义教化。而另一方面，他看得到民生凋敝和天下之乱，又提出严刑峻法以维护社会秩序。

简单来说，荀彧是一个极其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极富理想精神的实干家。他分得清理想和现实，也知道如何将二者分而治之，治而合之。可惜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个理想，不仅他没有，整个人才辈出的三国时期，也都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他和某位丞相，在那个生灵涂炭的废墟上憧憬礼乐王道，可敬又可悲。

荀彧素以知人善任闻名，有一事如：

“官者表才”是荀彧任贤思想的中心理念。《申鉴》亦言：

这段话与这段事迹的贴合程度很高。同时，无论是不治行检如郭嘉，还是清正肃然如陈群，但只合乎“表才”之举，便可举荐。

另外，关于《申鉴》提到的“选贤十难”，不知不进二条尤为其所重视：

杜畿之进：

荀彧以不知不进贤才训诫耿纪，速进杜畿；不以小过而废贤才，是对《申鉴》选贤十难的标准践行。

这段则是对十难的升华阐释。

择主不是一个好讨论的话题。对于荀彧来说，择主包含能力和品性两个标准。这也分别对应了前期平定乱世与后期肃正王道两个环节。而对于荀彧来说，在汉末之乱中，能力是最为紧要的考核标准，这也是选才与择主的同一性之所在。而品性，他还有时间去“以礼教化”。

这段话就是标准的荀彧体了，修饰性加理想化，提及大德大义，其实从这时开始，荀彧所期望的“王道教化”就已经初现雏形，但与选才的“和而不同”态度不同的是，主上的品性必须纳入教化范围。他在用言语去教化主上，用行动去印证《申鉴》：

达道于世，达惠于民，达德于身。

立功，立德，立言，其三不朽。

而荀彧为臣，亦有三顺：

心顺之为居中持重，职顺之为选贤任能，道顺之为言语教化。可惜道顺之不通，不愿“体苟顺而逆节”，心、职之顺最终成就魏祚。荀彧对儒与法，圣人与中人的区别拿捏得过于清楚，让他得以斡旋其中，也最终陨身于此；对德与才、实干与理想的过程看得过于透彻，去教化，去分治。只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与圣人、大同相关的梦与那个时代间隔太远，没有人能够实现。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