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秦昭襄王？

如何评价秦昭襄王？

对于这个问题，看起来，别人讲“这个问题的问题”太多了，那我就只能多讲讲这个问题了，我们先抛开“大半辈子不亲政”这一争议不谈，顺着题主的困惑与视野，我想多评价评价让人有这么一个含糊概念的秦昭王。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扯几句闲篇，顺便安利一本书：尤锐（Yuri Pines）《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尤锐所采取的研究视角是将君、士与民这三个战国思想家几乎都会关注到的阶层展开，选择一些诸子书中都有过关注与讨论数个问题，以此展开战国政治思想史的书写，有趣的是，其中两章题名为《寻找理想的君主》和《万能的橡皮图章》，我尤其喜欢这两个作为章节题目的概念，我想，在“知识阶层兴起与发展”的战国，知识阶层游仕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求理想的君主，而理想的君主，在当时人的眼中，也大概是“万能的橡皮图章”。由于主题的原因，尤锐在其书中并无暇讨论战国时代君王的具体作为，可我想，这两章的题目用在秦昭王的身上，或许也是十分恰当的，于是，我想尝试从战国时代的政治思想与秦昭王的所作所为两方面来处理，试说一下这位“理想的万能橡皮图章”。

我还需澄清的是，我并不想让任何读者以为，我以上所说的是在表达秦昭王是我心中的“理想君主”（因为这在我看来是属于战国思想家们的心理），我也不想造成 一个误会，即战国时代与秦昭王同时或稍后的思想家们与他产生了什么密切的联系，或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某种借鉴意义。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前提下，我更宁愿相信彼时思想界的讨论是一种“通见”，而秦昭王的所为则是人主的“智慧”，笼罩在他们之后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知识背景”与“思维世界”。请原谅我的啰嗦，因为不澄清这一点，则无法说明战国时代的思想世界是具备动态的，是有活力的，是上至王公下至士庶人共同的思想世界，这个“士”的时代，我们不仅仅只能看到“士”的绝唱，如果不是这样，我也就无法自证清白，即以尤锐的两章题目来评价秦昭王的政治智慧。那么，我将先回顾一下秦昭王同时或稍后的政治思想史，再来看秦昭王的个人经历。

众所周知，春秋时代时常会发生“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是“政在家门”、“陪臣执国命”的乱象，孔子大力反对这种乱象，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继孔子后起的战国思想家们大都发展了“集权”这一理念，至少在战国前中期的思想家眼中，君主之于整个国家的功能该当是无限放大的：

看起来无论是墨子与墨徒或是孟子与其学派，在当时都有一个公识：君主的权力该是能直接影响整个国家一切的，并且君主该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他一人几乎就决定了整个政治的晦暗或清明。不仅如此，在战国早期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活动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其偏向集权而发动的变法，这已是读史者常熟知的事了。（有关于战国前中期对于王权与集权这一问题产生的讨论、变法已有许多名著探讨过了，如杨宽《战国史》，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的王权主义》，陆威仪（Mark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等书中皆有详细论述，在此仅仅说出这一通见，并不加以过多赘述。）

如果说《墨子》与《孟子》中记载的是针对意识与思想展开的讨论的话，那么在战国中期，我们可以看到将君主视为“社会政治秩序的中枢”，《慎子》中有这样的记载：

这无疑是认为传统的阶级秩序不仅仅作用在国家政治的领域，对于社会的安定，甚至一般人的稳定生活都有相当强力的功能，只有当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争执和混乱才可以避免。读过这则记载不难发现，其与《商君书》、《荀子》、《礼记·乐论》以及《韩非子》几乎持有一个共同的对天子等阶级秩序产生的历史观，这绝对不会是偶然，我们可以说，战国时代集权化的王国算是符合了思想家们的构想与君王的要求。考虑到这些文本的作者与这些文本的书写时代，仅举《慎子》一例作为代表，不过多赘述。

可是除却知识阶层可以对社会秩序有着关心以外，随着战国时代剧烈的社会变迁，一个个集权的王国成立，以及“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终究是让君主对“专业化”治理国家的人才的需求更多了，战国中后期的思想家大概都能注意到这一点：

荀子明确意识到，在当时，君主已是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的了，因此他主张，君主只需要“执要”，其余的事就该让君主以下的公卿百官去处理，看似是一个“无为之君”，但还区别于《老子》中的“无为无不为”，在《荀子》中，理想的君主更该是一位从礼义角度而论，至上的统治者，既是天下的道德楷模，又不必为繁琐的政府事务劳心劳力，荀子已是与秦昭王同时而稍后的思想家了，我想荀子与其学派的论说当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韩非子》则走的比荀子更远一些，他提出：

《韩非子》呼应了《荀子》君主并不能完全独断的观点，只是其背后的逻辑则有所不同，《荀子》中的考量是出于对君主个人的心力限制出发，认为一人的心力绝不足以胜任整个国家的繁琐事务，而《韩非子》则制造了一种君臣对立的现象，他认为，正是这些百官臣工们各自心怀鬼胎，蒙蔽了君主，使其不可以直接获取到真实的信息，因此，君主既要“执要”，还要时时刻刻与臣下“斗智斗勇”，看来，在战国时代实现“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的难度是思想家们的共识了。

于此，我们大概勾勒了秦昭王同时与稍后，思想家们对君主的要求与期待，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昭王的时代，思想家们所寻求的理想君主正应该是一位不专权，却能决断的君主，是一位可以放权，却又必须能时刻控制住臣下私欲使之不足以形成对国家危害的君主，甚至，这位君主最好能够完成“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的理想，努力的尝试“展望永恒帝国”（盗用下尤锐的书名，我想他的书名绝不是这个意思，但我对这个概念相当喜欢）。

带着梳理清楚的政治思想史，我们再看看秦昭王的所作所为，我想，这就是一位符合了当时人理想的“万能橡皮图章”。

秦昭王的即位与魏冉、宣太后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也不得不对魏冉有所倚仗：

虽然我们缺少可以说明秦惠文王与秦武王两代，魏冉究竟发挥着什么功能的史料，但据此记载我们至少可以认为，魏冉在武王末期已经是一位相当有势力的卿大夫，在武王死后，扶持昭王即位的魏冉与宣太后摄政，看似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恐怕，“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还不就如《史记》白纸黑字，写下的这么清楚，秦国此时还有一位重要的公室大臣：

秦武王时，樗里疾已经位至丞相，当秦昭王立之时，樗里疾则“又益尊重”，我们很难认为这样一位在秦惠文王时就已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公室大臣，在此时受到的倚重是完全轻于魏冉的。而第二则，则是秦昭王时的第一场战事，为了攻击皮氏，皮氏是秦攻击魏国河东的桥头堡，被认为是“有皮氏，国之大利也”，这样的军事活动秦昭王也并没有交给以军事实力扶持他的魏冉，而是选择让樗里疾去完成“王之首事”，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倚韩自重”的樗里疾恐怕很难与宣太后与魏冉有什么政治默契，我们很难就完全相信，秦昭王初立之时，朝廷大权已经是全在魏冉手中的了，我想，《史记》中认为直到范雎入秦，秦昭王才悟到限制魏冉的权力的故事也只能作为故事去看待，无论是樗里疾，还是魏冉、白起、范雎他们在秦昭王一代，恐怕都只是也只能是发挥着自己“专门”功能的大臣，并不会形成对秦国政治有绝对统治力的政治势力。

在樗里疾死后，魏冉举荐且相善的白起又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看似魏冉专权已是不言自明的了，但即便魏冉权势熏天，但是魏冉为相之路却总是坎坎坷坷：

值得辩解的是，这其中许多史事与编年还是有待商榷的，我在此并不想也无暇多引争议了，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魏冉的为相之路绝不轻松，他的权势恐怕很难有我们从范雎说秦昭王的策文所观察到的那么恐怖，至少，秦昭王并不会是任他所摆布的。当然，魏冉一直身居高位且为秦昭王所倚仗的事实是不会有错的，毕竟魏冉是一位有足够才能的大臣，这至少使得秦昭王不必事必躬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魏冉的贪欲与私心使得他甚至利用秦的对外战争以满足个人对财富的贪婪：

《韩非子》的历史总结固然显得有些夸张，但将穰侯与应候并放到一起说，却显得很有趣，魏冉与范雎虽然都或为秦王南征北战，披坚执锐，或为出谋划策，奠定霸业，可其个人的贪婪也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从这则记载来看，至少《韩非子》是认为这二人过大于功，并且秦昭王还不加以限制的，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这二人最终在秦国的结局都未能称得上圆满，这是读史者所熟知的事情了，但秦昭王任用这二人时所成就的功业也是不可忽视的：

诚然，上述所引史料所表述的功业也都是白起的主要军功，但这几乎也概括了秦昭王一代，秦对外战争所取得的显赫成果，楚人“东徙而不敢西向”，韩、魏“至今称东藩”，赵“其国虚弱”都不仅仅是这主要的几场大战所决定的，更有昭王一代君臣的共同努力，而在有权势的公卿，贪婪的臣工中间，既满足了这些人的贪欲，没有与之爆发冲突，同时又奠定了秦国的霸业，甚至在必要的时刻，也可以将之罢免，甚至逐出秦国，秦昭王的人主之术，不正与《荀子》、《韩非子》暗和么？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在范雎之后，秦昭王任用了蔡泽，后者更是帮助秦国兼并了周室：

而秦昭王末年则有绝对的统治威仪：

我想，无论是出于礼仪上还是功能上，战国的君主们恐怕都很难超过秦昭王了。

秦昭王这一生可以说既经历了有权势和能力，但贪欲极重的公卿、外戚又见识过了精明能干但却贪婪自私的士人，并且他的执政过程还稍显特殊，从少时到老年，一般幼主即位，往往会有前代亲信的大臣辅国，比如在战国甚至后世谈及这一问题就会提起的周公，秦昭王同时而稍后的荀子同样夸赞并支持了周公的摄政：

在这里，荀子将周公辅弼成王的功业看成是“大儒之效”，这也正是荀子对士阶层的终极要求，但能如周公一般发挥功效的“大儒”终究是可遇而不可求，对于“大儒”固然可以全放权于一人，但若是没有“大儒”的国家或时代，又要回到《荀子·王霸》所主张的“执要”了。值得指出的是，也正在《荀子·儒效》一章中，记载了秦昭王与荀子的问答，秦昭王恐怕就是没有得到过这样一位既有能力又有德操的“大儒”的辅弼，于是会问荀子：“儒无益于人之国。”，并且，荀子在称赞秦国的各种优异之处后，也会留下秦“无儒”的叹息。想来，秦昭王已经是在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诸侯、公族、士人怀私携诈之中，尽力将政治局面平衡到最好了。

最后，我想以《韩非子》的一段论说指向终点：

《韩非子》承认，明君如尧、舜与昏君如桀、纣都是不世出的现象，当这种人出现的时候，大概治与乱会成为必然的现象，已经不能为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了。然而大部分的统治者，都还是“一般人”，也即所谓“中人”，《汉书·古今人表》论述中人时，也恰恰举出了齐桓公为例：“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汉书·古今人表》），我想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中人既然不能发挥圣人一般救世济民的功能，也不能沦落为独夫民贼，率兽使人的恶徒，那么当中人成为君主的时候，修习“人主之术”则显得有其必要，他们需要尽力使才能不如管仲的人也可以发挥出其积极的辅弼功能，也需要尽力避免竖貂这样的恶徒对政治秩序的破坏。我想，在战国思想家们眼中，这样的“中人”君主恐怕比救世的“尧舜”对他们而言是更值得期待的，不然彼辈也不会不断的修正、讨论对君主的要求。而秦昭王恰好是这样一位“中人”君主，不会因公卿的权势而褪色，也不会因臣工的私欲而受到蒙蔽，这样的“万能橡皮图章”，应该是“永恒帝国”前思想家们的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