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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很多城市为什么要禁摩、限摩?

中国大陆很多城市为什么要禁摩、限摩?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中国大陆很多城市为什么要禁摩、限摩?

就在2020年,有次碰到广州公安的资深同志,我还跟他吐槽我上大学的年代,广州治安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

2006年我考上中山大学,到珠海校区报到的第一天,就看到路边立了一块非常醒目的蓝色牌子:“出门请结伴而行,慎防飞车抢劫”,我心里一惊:“珠海治安这么差!?”

过了几天,班主任给我们做新生安全教育,又特别强调:“不管是在珠海校区,还是广州南校区,在校园里安全肯定有保障。一旦除了学校,一定要注意摩托车飞车抢劫。

前几天广州南校区一位教授,刚出校门,提着手提电脑走在人行道上,就被摩托车抢劫了。他手套在背带上放不开,被拖出去老远,膝盖的骨头都在地上磨没了。

建议大家外出不要戴看起来贵重的项链、珠宝、手表,也不要边走边打电话,免得电话被抢。如果走在路边,听到后面有摩托车的声音,一定要远离路边,尽量靠人行道的内侧走。”

2006年8月13日,23岁的湖南籍打工妹邓哲玉凌晨遭摩托飞车抢夺,头部着地重伤不治。8月31日,27岁的安徽籍打工妹朱凤梅傍晚遭飞车抢夺受伤,次日死亡。

这些事情给我造成的冲击太大了,以至于现在都过去十五六年了,每次行走在人行道上,我都会下意识地远离靠近马路的一侧。

吐槽完我问他:“广州那时候治安怎么会那么差啊!是因为那时城市里摄像头少吗?”

他说:“广州那时候治安之所以那么差,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太多。而且你说的2006年,恰好广州经济不景气,连大学生都就业困难。很多农民工连生活都困难,那时不仅抢劫多,聚众斗殴,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那时我还在基层,每天焦头烂额。

那时候广州摄像头确实不算多,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才会安装,而且那时候的摄像头也不像现在有人脸识别功能,追踪起来难度不小。虽然能帮助破案,但通过摄像头破获帮助破获的案件,比摄像头帮不上忙的案件少太多了。”

后来我回家查了下,2006年广州户籍人口760.72万,外来暂住人口399万人,外来人口占比确实不低。

至于他说的经济不景气,可能并非真的不景气,而是那时候恰逢广州产业转型升级,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所以有很多人失业。因为我查到广州当年的GDP增速,并不低:

但当年就业形势,确实非常严峻:

当时听他讲到这里,我插问了一句:“我感觉到2010年我毕业的时候,治安又好了很多。那时候广州不是开亚运会吗?是因为要开亚运会所以多新装了许多摄像头吗?”

他告诉我:“亚运会确实是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有专款可以申请,广州市局借机把治安天眼也纳入亚运会安保项目,两边费用合并到一起,借这个机会把广州的治安摄像头数量和密度都提升了很多,要不然这事估计还得拖个10来年才能搞成。不过,对治安改善影响最明显的,倒不是摄像头增加了。而是因为07年广州全面禁摩,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关于广州禁摩,事后详细了解了下,确实因为治安问题,官方一直都想禁,但又一直下不了决心:

而且即使2007年全面禁摩了,也不是一下子就彻底没了摩托车,至少院士钟南山出门被抢案,发生的时间是2007年5月8日:

我想了想,接着问了他另外一个问题:“没了摩托车,开着面包车不照样可以抢劫吗?现在电动车那么多,为什么没有飞车抢劫的问题?”

“面包车确实可以抢,而且刚禁摩没多久,面包车抢劫案件发生率就上升了。不过面包车没有摩托车灵活,没那么容易逃跑,破案也更容易了。至于电动车,速度摆在那里,再快也快不过警察的摩托车。但骑着摩托就不同了,哪怕你看到了马上追,也根本追不上,更何况出警和案发还有时间差。”

“如果真是摩托车带来的治安问题,那为什么拖到2007年才禁?”我又问道。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当时的决策研讨会,很多我都有参与。禁摩令能实施,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民意,你说的两个年轻打工妹被飞车抢劫致死,当时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当时媒体搞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禁摩的支持率从前几年的60%左右飙升到80%多。现在很多人出来唱反调,说当时的决策不科学,当时可不是这样的情形。”他说,“另外一方面,当时发生了一件内部非常震动的事,一位级别不低的同志,就在单位门口的天桥被人杀了。罪犯带着头盔飞车逃逸,杳无音信。这事没声张,但至少参与禁摩令决策的人都知道,这成了通过禁摩令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我最后还问了他一个问题:“听你说起来,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依据能搜集到的信息,禁摩令虽然有不少负面影响,但整体利大于弊,算是正确的选择。不过网上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之所以禁摩,无非是被资本绑架了。想发展汽车产业,所以才禁摩',这个你怎么看?”

他说:“我听过这个说法,07年刚禁摩就有人这么说。别的城市不了解我不敢保证,但至少广州肯定不是这个原因。而且你想想啊,一个只买得起摩托的人,会因为禁摩了就去买轿车吗?摩托车和轿车的消费群体,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汽车企业又不傻,怎么可能在这上面浪费钱。”

后来我盘了下广州禁摩前后几年的汽车销量,禁摩前后增长率和全国平均增长率确实相差不大,并没有因为禁摩而使广州汽车销售量暴涨,所以他的判断我认为是比较靠谱的。

2021年4月,网上盛传广州要解除禁摩令,依据的是下面这份文件:

至此,广州禁摩已经14年,不管是市民素质、遍布城市的人脸识别摄像头,还是城市治理能力,都大有改善,或许真的到了可以重新讨论要不要接触摩托车禁令的时候。于是我又在微信上问了下这位同志:“真的吗?”

他给我发了上面这张图,并简单附言:“这些管理规定针对的是既有摩托车和不限摩区域。整体解禁,没那么容易,毕竟政策有惯性,改变需要契机,而且需要充分调研、论证。”

他说的契机,2007年禁摩的契机是前一年发生的几起命案;而当下,原先需要依赖摩托车出行、生存的人,现在早已改用电瓶车,只有为数不多的摩托车爱好者在呼吁,大概很难上升为“契机”。

以上,未必完全正确,仅是看问题的视角之一,权当抛砖引玉,期待更有说服力的观点能出现,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的。

【回复】1、“因为有飞车抢劫,所以禁止摩托车上街,这个逻辑就跟因为有电信诈骗,所以追究开办涉案银行卡柜员的责任一样离谱。”“难怪会出台买菜刀实名制的规定,就是你这种XX在摇旗呐喊!”

——不同的事情,没法简单的类比,而且个人行为和社会规则之间,存在量变引发质变的关系:

以前我们老师讲个人行为和社会规则的关系时,举了一个案例:

酗完酒在外面砸路灯等公共财物,这个不用说,国家肯定得列为违法行为。

如果你个人只是在家里酗酒砸自己家东西,除非上升为家暴,要不然酗酒本身法律这种社会规则是不会管你的。

但是,如果整个国家有四分之一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五分之一或者其他比例,但总之是不少人,在家酗酒砸自家财物,这就成了社会问题了,国家肯定会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

这个观点,我在为什么十几年前很多人批判啃老族,现在却少有人提及?分享过。

对于彼时的广州来说,之所以能下定决心禁摩,从数据来看,确实到了这个临界点:

请注意上面正文提到的一个数据,2005年,广州市的“两抢”“两盗”事件占了刑事案件的2/3,其中飞车抢夺是最常见的犯罪手法。

2、“广州禁摩,明明就是懒政一刀切,被你洗得那么清新脱俗。”

——换做15年后的今天,如果做出类似的决策,确实大概率是懒政、一刀切。不过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真未必是,不要脱离历史条件讨论问题。

我的理解是,当时的技术水平(摄像头没有人脸识别),政府治理能力有限,所以采取禁摩的手段,虽然负面影响很多,但整体利大于弊。

3、“打工妹这个字眼真的难看,笑了,真的笑了。”

——广东话里,“靓妹”“靓仔”没有特别强的夸人意味;“打工妹”“打工仔”也没那么强的贬低意味,年轻的叫“妹”,年长的叫“女”,再年长的叫“佬”。

除了正式公文,口语和媒体都常用这样的词语。

我在文中这么用,只是因为这个表述比较简洁,比如“23岁的湖南籍打工妹邓哲玉”,23岁说明年纪很轻,抢劫致死让人心痛;湖南籍,打工,是想说明身份,要不然难免会有人默认为是广州籍本地有正式工作的人被飞车致死,,开始阴阳怪气“要不是死了广州人,估计也没人管”“就他们广州人命金贵呗”;而“妹”是用来表明性别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表述让你感受到了歧视,你告诉我更好的写法,我改。

4、“个人觉得,有必要跟随时代变化做出某些改变,现在管理手段那么多,一手车都是本人或家人购买,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加强坚督管理杜绝黑市交易能有效避免。”

——赞同,或许确实可以拿出来讨论,我只是说或许,是否真的应该解禁,说实话,我没有深入调研过,并不确定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但我觉得讨论这个,也只能基于当下的历史条件。而不是像某些人,通过攻击当初决策的合理性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用当下的剑去斩15年前的人。

真想解决问题,在网上骂我是没用的。不妨去做深入的调研,拿着你的调研成果去找你们当地的人大代表,请他代为提交到人大会议上讨论,如果支持的人多,规则才可能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