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中的“歼灭”是什么意思？

历史书中的“歼灭”是什么意思？

军事史研究中，“死伤”然固是一个衡量战果的标准。但将死，伤两者混为一谈时，很容易成为一个被利用虚报战功的政治词汇。特别是在敌我两国对立的战争进行之中，敌我之间还存在着鼓舞，或欺骗国民的宣传战。在此文笔的博弈中，与数据面的夸张同时，“死伤“，”毙伤”，“歼灭”，“消灭”也是常用的词语。如共产党公式的抗日战争的战果宣传中，很难见到击毙日军的明确数字，使用的几乎都是“死伤，毙伤”，“歼灭”，“消灭”，或“敌人”，“日伪军”等定义模糊的词语。目的很明确，即为了宣传、扩大战果。

一方面，对作战担当者（军人）来说，或战史研究者来说，这类不严谨的用语，并没有多少军事作战面，或历史记录面的意义，反而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因为此类语汇并不能准确表达战力面的情报。死就是死，伤就是伤，死亡等于有生力量的减员，而负伤，特别是轻伤，有很大复活、再出现于战场的可能。

所以对作战指挥者，或战史研究者来说，一般都会排斥此类暧昧表现，更愿意掌握的情报是死亡（战死，阵亡，病死）数据，特别是己方的死亡比战果更为重要。也许很多人能注意到，除了共产党的战史记录外，严谨的战史书籍中一般都不会有歼敌数字出现，记录的仅仅是己方的损失[1]。这实际才是一个正确历史记录方法。因为敌方的死伤数字，是不能准确统计的。若不能每次都打歼灭战，清扫战场，击毙，击伤敌方的人数，到底是如何统计的？

出于此军事面的理由，日军方面只要有可能，作战担当者都要求作战部队提供敌方死亡数据。不允许以“死伤”来概括战果。日军战斗详报等多见的“敌遗尸某某具”的记录方法，即是军上级作战担当者的要求。不允许记录敌负伤数字。即使下级部队有此类死伤报告，也不会被上级机关信用，采录。所以日军记录中留下的仅仅是经过清点的“敌遗弃尸体数”，有时候还出现以委托第三者（宪兵）清点的现象。目的也是监督报告者的浮夸。

在死亡统计面，可以说，战争中日军的统计方法是十分严谨的。收尸，确认，核对后要出示种种证明。最终的死亡证明（报告书）总要复制10-15部，向各级单位提出，所以同一死者的死亡证明，家属，市町村，县，厚生省，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等都会有保管。近代（明治时期）以来的所有战争的战没者（包括二战中死亡的240余万军人，军属），一般都能查出姓名，军阶，死亡日期，地点，死因，籍贯，所属等情报。不仅是军事家严谨，更重要的是其记录有法律面，国家行政面的需要。战前的日本，虽然是天皇制专治国家，同时也是近代的法制社会。1927年的公布，实施兵役法，就是其中一例。

按此法律，征兵是一种国民（男子）必须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服役期间从20-38岁。军人从法律面讲，并不是自愿为国贡献，而是被国家（强制）征用的服役者，地位等于国家公务员。若服役期间死亡，负伤，国家有负有赔偿义务。其赔偿的依据，就是严密的军人人事档案（现在厚生省保管着明治以来的3400万件军人档案）。死伤记录，就是其中一种。军人死亡（包括战死，战病死，事故死）后，战前有“一次赐金”，军功（金鵄勲章）年金，战后有遗族年金（死亡者遗孀），军人恩给（旧军人本人）。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胜败如何，对死者支付赔偿，都是国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所以，此赔偿在战后的和平时代仍在继续，一直支付到遗族本人，或旧军人本人死亡。为此，在各县，旧军人的人事档案（军籍，陆军）一般都由发放遗族年金的部局（年金福祉课）保管。

国军和共产党军队，对自己的死亡也有一部分记录，但并不严谨，最大原因考虑是没有严谨的征兵法律，经常出现招兵买马，抓壮丁，或组织义勇军，志愿军打仗的现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基本上属于志愿部队。扩展十分迅速，到处招兵买马，有时几个月就能扩大一倍。抗战开始后出现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独立团，仅仅几个月就能改编为独立师。当然对这种在宣传，群众工作中参军，入伍，打起仗撒腿跑散的一般军人，不会有严密的人事管理制度。若看现存的八路军人事档案，可见有记录的一部分几乎都是党员，红军战士，干部等骨干。若以战斗后很难准确掌握己方的死亡人数。即使能留下人数，也不会留下完全的姓名。宣传中的“刘老庄英雄连”，称殉国者82名，却绝大多数都没有姓名，当然也不会有对死者家属的补偿。

战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积累了多数战例，发现了一个普遍性规则，即现在国家，党军媒所公布的“歼敌”战果数据。实际上都是对外公布的宣传用数字，如当时《八路军军政杂志》按月统计的所谓战果的数据等的积累。若能与日军档案记录（战死者统计）对比，可发现每一次战斗的结果，都有十倍至数十倍的差距。现在国家所公布，学校历史课本中出现数字，即是以此种战果报告数字堆集而成。

图表1-2 2015年中国近代史大学课本内容。称共产党军队消灭日军52.7万，若消灭等于击毙，此数已大大超出日本厚生省公布的8年大陆战死者的全部数据（推测日军实际在大陆的战死者约32万名，而绝大多数应是国军的战绩）。

图表1-3山西省灵丘县烈士陵园的纪念碑，立于1965年9月25日。当时的学校课本中，记录的都是歼敌三千余。1980年代，接触到日军档案后，将歼敌三千改为一千。此碑文中也留下了改写的痕迹。笔者拍摄

[1] 可参考日本防卫厅编写的战史丛书（102卷）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抗日战史》（100卷）。特别是有关个别战斗，战役的战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