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高中哲学教科书主编张一兵?

怎么评价高中哲学教科书主编张一兵?

一位德国哲学博士闻听此事，特地从伦敦写来了一封长信，托我转交给你。以下便是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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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

你托人带给我的那几大卷著作，我在此地的博物馆里硬着头皮啃了大半。据说此人在你们那里被奉为解读我的权威，这使我不得不从已经发黄的经济学手稿堆里抬起头来，擦擦眼镜，好好打量一下这位张一兵先生。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认识这位先生，他当然也不认识我。如果他能认识我，事情或许会好办得多。但不幸的是，他认识的只是一个叫做"马克思"的文本。

一、他把哲学变成了语文学

这位张先生大张旗鼓地喊出"回到马克思"，仿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朋友们，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过吗？——不，你们根本就没有来过。

真正的"回到马克思"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你们必须重新踏上我当年走过的道路：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到巴黎的地下工场，到布鲁塞尔的工人协会，到伦敦图书馆里啃不完的蓝皮书。这条道路是从现实到思想的路。

而这位张先生的"回到"走的是相反的方向：他从一个文本走到另一个文本，从一份手稿爬到另一份手稿，细细地数着我在第几页删掉了哪一个词，在第几行把"异化"改成了"物化"。他把我的思想发展史编成了一部异体字字典。

当我读到他把我的思想划分为"三种哲学话语"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亲爱的张先生，您以为我是在书斋里做概念排列的游戏吗？我1844年在巴黎写《手稿》时用的是人本主义话语，1845年在布鲁塞尔写《提纲》时就换成了科学话语——照您这么说，我仿佛是一个不断换装的演员，而不是一个在不断遭遇现实打击中艰难前行的革命者。

我的思想转变，不是因为我对"话语"有了什么新的偏好，而是因为我在1844年底发现，光靠"异化"这个概念解释不了工人阶级的实际处境。是我接触到的工人、我参加的集会、我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事实，迫使我更换了我的理论武器。现实的强制，而非文本的逻辑，才是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 您把现实的强制抽干，只留下一堆"话语"的干尸，然后坐在安乐椅上细细品味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正是我一生都在与之斗争的思辨哲学的新变种。

二、"构境论"——一个用新名词装扮的旧唯心主义

这位张先生自以为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叫做"构境"。据他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在实践中"构境"出来的。

多么精致的说法！

但让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爱尔兰佃农被地主赶出茅屋，在泥泞的路边看着自己的孩子们在雨中发抖，这种处境是"构境"出来的吗？如果是，那是谁"构"的？是这个佃农"构"的，还是那个地主"构"的，还是某种模糊不清的"主体间关系""构"的？

你们会说：我提的这个问题太粗鲁了，不符合哲学的优雅。但恰恰是这种粗鲁的问题，才是唯物主义的底线。

当张先生坐在南京大学的研究室里，面对着一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构想出"构境论"这个精妙的体系时，他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生活处境不允许他们参与这种优雅的"构境"。他们被排斥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建构"之外，他们只是承受着别人为他们"构"好的境遇——被机器碾压，被租金盘剥，被看不见的手抛来抛去。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本以为这句刻在我墓碑上的话，经过一百多年，应该已经足够清楚了。现在看来，它还需要用更粗鲁的方式再说一遍：改变世界的起点，是承认这个世界不是"构境"，而是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由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抗关系构成的客观现实。

您精心构筑的"场境存在论"，不过是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粗朴的真理，用当代学术界的流行语汇重新包装了一遍。在包装的过程中，最尖锐的东西丢失了——那就是阶级。在您的"构境"里，工人和资本家仿佛是坐在同一张圆桌上，共同参与着某种"主体间场境建构"。而我要说的是：这张桌子本身就摆放在倾斜的地面上，倾斜到让一方可以扔掉餐巾扬长而去，另一方只能跪着擦拭地板。

三、他把革命的理论变成了学院里的谈资

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这位张先生对所谓"后马克思思潮"的痴迷。

他研究鲍德里亚，研究德波，研究拉康，把他们的著作一本本引介到你们这里来，写下的导论和解读比我当年的《资本论》还要厚。他对这些人物的分析不可谓不精细，他当然是个聪明人。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在引介这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时，从来不问这些理论能不能转化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

鲍德里亚说消费社会是一个"符号系统"，资本主义通过符号差异来统治人——多么深刻的见解！但然后呢？鲍德里亚自己退回了书斋，声称已经没有革命的可能了。张先生把这个结论原封不动地引介过来，然后加上一句"我们要批判性地吸收"——仿佛加上这句话，一切就都安全了。

让我直说吧：在你们这个时代，西方左翼教授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用越来越精致的语言去论证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他们把绝望做成精美的哲学点心，然后邀请全世界的学者来品尝。您的张先生，就坐在最前排的宴席上，吃得很认真，品得很仔细，然后写了一大篇评鉴文章，告诉大家这点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但他从来没有拍案而起，把桌子掀翻。

我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写过一句话，想必您是知道的：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而我要补充的是：理论只要不肯走出书斋，就永远不可能彻底。 因为"人本身"不在文本里，不在任何符号系统的分析里。"人本身"在今天被剥夺为"劳动力商品"，在后天晚上被扔进失业大军，在每一刻被数字资本榨取剩余价值——如果你不走进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处境，你的理论就是在语言的世界里打转的陀螺。

四、最后，我收回开头的话

我说我不认识这位张先生。其实我认识。

他是我死后一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型知识分子：极其博学，极其精细，对批判理论的所有分支都了如指掌，对文本的每一个细节都如数家珍。

但他不会愤怒。

他可以写一篇三百页的专著分析"异化"概念在我早期著作中的演变，却不会对某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经历着的异化发出哪怕一声怒吼。他可以细致入微地解读德波的"景观"概念，却对窗外霓虹灯下那些被"景观"吞噬着的青春视而不见。

我当年写哲学著作，是因为我需要一件武器。他研究我的哲学，是为了完成一项学术课题。

区别就在这里。

我的武器，在他手里变成了收藏品。擦拭得锃亮，陈列在展柜里，供人参观。但武器是用来开火的，不是用来展览的。

告诉他，如果他在下次写完一篇关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精妙解读之后，能走出书斋，去富士康的流水线上走一走，去外卖骑手的站点里坐一坐，然后把他所有精致的术语全部打碎，重新思考——那他才算真正开始理解我。

否则，他只是一个"马克思学"的文献专家，而"马克思学"和马克思，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学"学者。我只是一个被现实逼到墙角、不得不拿起笔来战斗的人。

谨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卡尔·马克思

于伦敦，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