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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路易十八?

如何评价路易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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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路易十八?

我不擅长评价路易十八这个人本身,只来聊一聊1815年建立的复辟王朝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权,以及之后的查理十世为什么会被整个巴黎反对,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武装的反抗力量。

1814年和1815年的复辟加强了法国君主与法国敌人的联系。在这两次事件中,波旁王朝都是在法国军事失败后,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恢复的,它的优势是追求国内外的普遍和平,反对象征断头的共和主义和象征无休止征服战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波拿巴主义,但劣势也是它对外屈服于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尤其是滑铁卢战争之后的产物,代表法国的失败。在依赖1789年以前的贵族之外,它也融合了大革命中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法律平等、私有财产保护的期许。

复辟王朝的宪法,其贵族院和众议院据称是复制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被许多人认为是外来的“英国”移植物,与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宪法形成对比。此外,尽管路易十八在《圣乌恩宣言》(1814年5月2日)中作出了自由的承诺,试图在旧制度和拿破仑政权的精英之间建立一种融合,并建立了一个议会宪法,但路易十八很快被他的许多臣民认为是皇家专制主义、贵族特权、君主国权利、神职人员的支持者,以及至少是对所有那些在革命期间获得被没收土地的人的潜在威胁。1815年3月拿破仑返回法国,以及整个百日事件,使情况更加糟糕。虽然几乎整个法国军队都支持拿破仑,但积极的抵抗仅限于在旺代地区爆发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路易十八本人被迫从巴黎屈辱地快速飞往比利时,目睹他任命的许多人接受拿破仑的职位,并等待盟军战胜拿破仑的拯救。然而滑铁卢虽然允许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却是波旁王朝的一个沉重负担,它不可避免地与法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军事失败联系在一起。

同样削弱波旁王朝的是百日战争的余波。法国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引发了民众暴力的爆发,受到受挫的民族主义和对政治反应的恐惧的刺激,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民众暴力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视为天主教保皇派敌人的人(波拿巴主义者、雅各宾派和新教徒)。“白色恐怖”有其官方对应。少数在百日战争中背叛路易十八的军队指挥官(尤其是内伊元帅)被处决。波旁王朝的其他叛徒,以及那些被认为对处决路易十六和波拿巴家族所有成员负有责任的人,都被流放。对官员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约有50000至80000人以及约15000名军官失去了工作,占所有官职人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最后,新的和平条约进一步缩小了法国的边界,使法国的61个省被100多万盟军占领,要求赔偿7亿法郎,并迫使法国投降,将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掠夺的许多艺术品归还给它们的前主人。

尽管1814年和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情况不利,但波旁王朝仍然享有许多优势。波旁王朝统治了几个世纪,这意味着复辟后的波旁王朝至少可以依靠一些基于传统和习俗的公众认可和个人忠诚。尽管1789年前的君主制被贵族的反抗以及偶尔不合作的罗马天主教会削弱了,但在革命和拿破仑统治下共同经历的苦难和流离失所有助于恢复旧君主制和贵族之间以及王位和圣坛之间的传统联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789年后建立的统一而有效的法律和体制结构确保了这个王国比1789年前更容易管理。类似地,复辟王朝继承了一套税收和收税制度,使其摆脱了困扰其旧政权的财政问题。此外,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君主制机构和象征的帝国体系,拿破仑使君主制和等级制度在法国再次为人所熟悉,拿破仑极大地扩展了官方庇护的范围和规模。在国外,盟国普遍支持,也没有严重的外交困难。在法国国内,经历了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动荡和创伤后,大多数人希望和平与稳定。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共和主义与恐怖和断头台联系在一起,并被拿破仑有效压制。然而,即使是波拿巴主义,也被复辟政府系统性地对政治领域波拿巴分子的清洗给压制住了,并随着1821年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的逝世暂时性终结。

在19世纪上半叶,某种形式的君主制是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宪法规范,法国精英阶层,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在巴黎的中上层人士,包括律师、官员、出版社编辑、作家、开明的残存贵族,对接受1789年的原则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度代表有产阶级,公民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以及有限的新闻自由。路易十八和他的继任者查理十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了这些优势。1814年和1815年的宪章为法国建立了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宪法体系。人们试图调和旧制度、大革命和拿破仑的遗产,并在1789年前和1789年后的法国精英之间实现某种融合。

该政权挺过了1816年和1817年谷物歉收导致的经济衰退。盟军的赔款在1818年付清,使得所有外国军队提前两年从法国撤出。1818年圣西尔的军队改革有助于建立一支更加专业化的军队。总的来说,路易十八在任命部长和官员时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即使是查理十世也能在1828年1月选择明智的马蒂尼亚克来领导一个部。最重要的是,复辟王朝可以宣称在外交事务领域取得了成功——从1823年开始协助神圣同盟干预西班牙的自由民主运动,参与纳瓦里诺战役(10月20日1827年)和反对土耳其人的希腊独立战争,以及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开始(1830年6月)。

然而,复辟王朝有许多重要的弱点。如同任何皇家王朝一样,其成员的能力和行为至关重要。路易十八相当聪明,有相当的魅力,愿意向人群和普通人致敬。但与此同时,他懒惰,身体超重,1814年49岁,已经流亡了23年。他被形容为“暮年君主”,缺乏活力和想象力来推行一项充满活力的民族和解政策。他还犯有可避免的政治挑衅行为。三色旗本来可以作为法国的国旗保留下来,波旁旗成为君主的个人标志,坚持被称为路易十八(从而假设路易十六的儿子实际上在1793年至1795年之间统治),重新采用1789年前的皇家头衔“法国和纳瓦拉国王”(意味着对继承领土的王朝统治),而不是“法国人的国王”(1791年宪法授予路易十六的头衔,意味着法国人民的统治者),断言1814年是他统治的第十九年,拒绝佩戴荣誉军团勋章, 凡尔赛宫廷礼仪的恢复,对英国人,特别是对惠灵顿公爵的过度尊重,举行宗教仪式纪念革命的皇家受害者,甚至是拿破仑的潜在刺客,都是不必要的挑衅行为。 然而,它们本质上主要是象征性的,虽然具有破坏性,但对君主制来说远非致命。

1824年9月,67岁的查理十世继承王位,显然比他的兄弟更老,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君主。他是反革命中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他已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天主教和极端保皇派极端主义主导了他的政治观点。此外,他总是将政治反对派解释为对王权的不忠,而不是接受国王应该统治而不是统治的原则。像他的兄弟路易十八一样,查理十世被不必要的和挑衅性的象征行为所吸引,比如他在兰斯举行的旧制度风格的加冕典礼(1825年5月29日)以及他亲自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精心策划的教皇禧年公开庆典(1826年5月3日)。更糟糕的是,波旁王朝缺乏足够的支持。1814年至1830年间,罗马天主教会可能为波旁王朝提供了最坚定的支持。然而,教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而且,由于反教权主义的力量,这种宝座和祭坛之间的传统联盟的复活可能会削弱而不是加强这两个机构。相比之下,军队在百日战争中团结在拿破仑的周围,戏剧性地、全面地显示了它对波旁王朝的不忠和对拿破仑的同情。此后,1818年的军事改革有助于产生一支更加专业化的军队,这支军队相对不受颠覆、阴谋和诡计的影响,在西班牙、希腊和阿尔及利亚表现出色。然而,军队普遍感到沮丧的是,皇家波旁王朝放弃了蓝、白、红三色旗(白底金色旗帜),并重新建立了贵族皇家卫队和五个瑞士团(穿着他们的旧制度下的服装)。与此同时,军队的整体规模已大幅缩减,再加上低工资率和晋升前景不佳,导致军队在任何严重危机中持续不可靠。1830年,三分之一的法国军队(包括许多最好的军队)要么在阿尔及利亚,要么在法国南部作为预备队,并进一步在诺曼底(对付纵火袭击)和比利时边境(因为比利时反抗荷兰统治的起义似乎迫在眉睫)部署军队,巴黎驻军加上皇家宪兵部队大约有11000人。虽然在任何时候只有大约7000人可用于战斗任务。

贵族是支持波旁王朝的另一个明显的支柱。尽管一些旧贵族他们在大革命期间丧失了权利、特权、职位和财产,但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仍然是法国精英阶层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因为他们在大地主阶层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在政治上,他们被分成了拿破仑党、自由党、温和派保皇党和极端保皇党。许多旧贵族家庭在革命期间遭受的不幸鼓励了许多幸存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向后看的种姓,敌视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出现的新精英,并怀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经济机会。这种极端保王党在数量上太少,并且与其他人口隔离太远,无法为1814年后的波旁王朝统治提供坚实的基础。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恢复的波旁王朝当然不仅仅是建立在天主教会和贵族的基础上。1814年和1815年的特许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有一个两院制议会、一个贵族院和一个众议院(官方称为“各省众议院”,表明它代表的是法国各省,而不是法国人民)。由国王任命的贵族院成员来自旧制度和拿破仑时代的精英。众议院的成员(1814年为258人,1815年为402人)是由84个部门根据狭窄的选举权选出的。只有每年缴纳300法郎直接税的30岁以上男性法国公民才有资格在议会选举中投票,只有每年缴纳1 000法郎直接税的40岁以上男性法国公民才有资格成为议会候选人。实际上,这在1814年产生了大约72000名选民和大约15000名议会候选人。对于一个在1814年总人口约为3000万的国家来说,根据1791年宪法赋予大约450万成年男性法国公民投票权的经验,这不是一个慷慨的选举权。

显然,中年富裕的法国人在支持保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然而,在政治方面,大多数选民通常是自由派,除非特殊因素,如滑铁卢和拿破仑第二次退位,贝里公爵遇刺或法国对西班牙的成功军事干预(自由派曾反对)导致一段时间的反应。如果复辟的波旁王朝是有名无实的君主,像自然的仲裁者一样统治着政治体系,这也许并不重要。相反,路易十八,尤其是查理十世是有着自己的保皇派政治议程的党派君主,1814年和1815年的特许状只授予国王任命和罢免政府大臣的权力。但是,1824年后,保皇派之间的分歧和自由派控制选举过程的决心使这些努力越来越无效。其他遏制自由主义的尝试,比如让议会变得更不民主,以及对报纸媒体施加限制,都不可避免地不受欢迎,而且可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如果自由主义仍然不受限制,自由派报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自由派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议会选举,自由派多数派在众议院越来越频繁地击败政府,甚至贵族院的多数派也可能投票反对政府立法。

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利于复辟王朝的情况下,查理十世采取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反动措施,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这些措施包括:对某些亵渎神明的行为实行死刑,并为在革命期间(1825年4月)财产被没收的流亡贵族提供赔偿;试图恢复长子继承权的努力失败(1826年);解散巴黎国民自卫军(1827年4月29日);任命反动的波利尼亚克政府(1829年8月8日)。 决定(1830年4月作出,并在随后的一个月采取行动)解散一个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而不是解散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政府,最后是所谓的四项法令(签署于1830年7月25日,公布于1830年7月26日)。 这些法令对报纸、杂志和政治小册子实行严格的政府审查,解散了新选出的众议院,减少了代表的总数,其中五分之一将在更严格的选举权基础上每年选出,并下令在9月举行新的选举。根据1814年《宪章》第14条,君主有权发布对维护法治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法令。查理十世和波利尼亚克声称,这一条款,连同任何政府都有权保障自身安全的一般原则,为这四项法令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如果这四项法令得以成功实施,它们就会完全破坏新闻自由,将议会选举权限制在几乎完全由法国最富有的地主组成的极少数人手中。因此,法国实际上将不再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因此,这四项法令几乎立即在巴黎激起了暴力反抗,迅速导致了波旁王朝的推翻。这四项法令让同时代的人感到惊讶

但它们可以说只是波旁王朝长期未能有效管理议会和监管报业的高潮。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不甘于只是负责各政府部门部长的任免,而是热衷于党派之争,试图利用省长和副省长来确保议会选举中政府支持者的回归,参与议会议程。拿破仑时期出现的管理一个department的省长Prefect篡改选举名单,以便尽可能排除已知的反对派选民;他们资助了亲政府选民的差旅费;他们招待实际的和潜在的政府支持者;他们还资助亲政府候选人印刷竞选材料。天主教会也被招募为亲政府的竞选代理人,特别是在1830年6月23日和7月3日的议会选举中,主教和牧师在教堂讲坛上指导他们的会众如何投票。查理十世本人于1830年6月13日亲自向他的臣民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被危害公共安宁的敌人的阴险言论所误导”。

省长和副省长成功减少了选民人数。尽管法国的人口和财富增长缓慢,但注册选民的总人数稳步下降(1817年为110000人,1820年为96525人,1829年为79138人)。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可疑的选举做法,复辟政府,最终是政权本身,很容易受到欺诈和腐败的指控,以及一般的非法和违宪行为的指控。此外,针对政府对选举制度的公然操纵,自由派反对派在议会选举中变得更加专业。到1827年,成立了两个组织,即Société des Amis d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和Aide-toi, le ciel t’aidera以鼓励自由主义者登记为选民,选择自由主义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并为这些候选人的当选开展活动。在基层,自由主义者组织政治订阅、宴会和示威游行。政治结果令人震惊。在由428名成员组成的众议院中,大约17名自由党人于1824年2月/3月当选,180名于1827年11月当选,274名于1830年6月/7月当选,此时他们构成了明显的多数。

复辟政府试图监管报纸媒体的努力同样适得其反。《1814年宪章》在法律限制范围内确立了新闻自由,旨在压制对这种自由的滥用。鉴于报纸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激进报纸及其编辑和撰稿人对复辟政府的政治影响是可以理解的。1814年10月的新闻法确立了对报纸的初步官方授权和对少于20页的作品的初步审查。1819年引入了警告金——报纸董事必须向财政部存入一笔钱作为支付罚款的担保。贝里公爵遇刺后,新的新闻法(1820年3月/4月)收紧了关于出版前授权和审查的规定。1828年的另一项新闻法免除了报纸审判中的陪审团。根据这项立法,报纸编辑被罚款和监禁,报纸的出版被暂停,一些反对派报纸受到严重骚扰,被迫关闭。报纸审判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大量的宣传,这总是对历届复辟政府造成损害。成功的政府起诉越来越被解释为带有政治偏见的司法系统的证据,而无罪开释越来越成为公众庆祝的焦点,并对政府的威信构成打击。复辟政府还在1818年创办了Le Conservateur等报纸,并向现有报纸支付补贴——例如,在马提尼亚克统治下,Le Journal des Débats(辩论报,后来它还是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的官方喉舌)每月获得12000法郎的补贴。此外,从1824年1月起,政府花费约300万法郎收购反对派报纸。然而,这个计划被揭露并公开指责。

因此,政府试图监管报纸媒体的做法,就像他们的议会管理政策一样适得其反。到1828年,最成功的自由反对派报纸《宪法报》拥有近20000名订户,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巴黎以外。相比之下,最重要的亲部长保皇党报纸《法国公报》和《日报》到1828年分别只有10000和6000名订户。据计算,到1830年7月,反对派报纸的订户超过50000人,而保皇派报纸的订户不到20000人。反对派报纸不仅赢得了发行量战,还赢得了政治辩论。将法国的情况与英国内战和1688年革命时的情况进行比较,他们让读者习惯于认为查理十世的行为是非法的和违反宪法的,某种形式的王室政变可能会被尝试,王室王朝的改变可能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1830年3月17日,221名议员中的自由派多数投票通过了一项演说,以回应查理十世在新一届议会开幕时的即位演说。这份所谓的221演说含蓄地肯定了政府必须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原则。查理十世立即作出反应,于3月19日颁布皇家法令,暂停众议院至9月1日。随着议会不再开会,自由派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对派宴会,而自由派报纸加强了对查理十世和他的大臣们的谴责。5月16日,另一项皇家法令安排在6月23日和24日以及7月3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希望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胜利以及皇家行政当局和天主教会能够对选民施加的所有影响将导致政府选举的胜利。然而,自由派反对派赢得了274个席位,而政府支持者仅获得143个席位,这导致了在7月26日颁布这四项法令的致命决定。同一天,包括宪法报在内的44名记者和报纸主管签署了一份抗议这四项法令的抗议书,宣称政府违反了法律,他们将未经授权出版自己的报纸。即使在七月革命的前夕,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也在考虑非暴力抵抗的形式,如非法印刷和发行报纸以及一致拒绝纳税,而不是革命暴力。

然而,7月27日,随着巴黎许多地方爆发街头暴力,七月革命开始了。在七月的日子里(1830年7月27日、28日和29日)真正在巴黎战斗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都不是与反对波旁王朝的自由派有关联的人。相反,他们大多是特别来自建筑行业的技术工人和工匠,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这些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在为期三天的街头战斗中支持反对查理十世的自由派,从表面上看,这是令人惊讶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信,1814年和1815年的特许状让工人没有投票权,因此他们不会直接受到宪法危机的影响。此外,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信维持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现状,这意味着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对工人阶级没有什么好处。

然而,自由主义者和巴黎工人已经形成了反对查理十世及其反动政策的共同阵线。他们都反对偏袒天主教会的政策,对议会选举权和报纸出版的限制,以及解散巴黎国民警卫队(1827年4月)等措施。在没有任何受欢迎的政治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无论是拿破仑党还是共和党,巴黎工人接受自由派的政治领导,宴请自由派的政治领袖,庆祝自由派的胜利,如1827年11月议会选举的成功。此外,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有助于鼓励这种大众支持。七月法令同时激起了民众的反抗,并动员了自由工人联合阵线。自由主义者和工人都反对似乎是导致专制君主统治的皇家政变。与此同时,报纸行业的工作受到直接威胁,7月27日,一些自由派雇员关闭了他们的车间,从而使大约60000名工人流落街头。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和巴黎工人有非常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议程,但在七月的日子里,他们似乎团结在同一事业——自由事业。

除此之外,七月革命的因素还有大约从1827年持续到1832年的经济衰退。1826年英国的一场金融危机对法国产生了影响,政府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可能导致铁矿石等关键商品的高价格,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然而,主要因素是一连串的谷物歉收,在1827年和1828年,土豆也受到影响。政府的政策通常允许法国内部谷物自由流通,同时禁止进口外国谷物,这又使情况变得更糟,不可避免的囤积和投机也是如此。在1827年4月和1829年4月之间,法国部分地区的谷物价格上涨了大约75%,各地区市场之间的价格波动很大。从1827年起,由于其他国家内部问题,出口下降,信心丧失,建筑业和纺织业开始走下坡路。对于城市工人阶级来说,在雇主降低工资和解雇员工的时候,食物变得稀缺和昂贵。

1825年至1830年间,巴黎建筑业的工资率下降了30 %,金属加工业下降了35 %,地方纺织业下降了40%。在1828年,北部的行政长官估计他的部门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和里尔一半的人口处于这种情况。在1829年至1830年的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巴黎的塞纳河冻结得如此牢固,以至于可以在冰上搭建货摊,使建筑业陷入停滞,这通常意味着穷人的额外困难。这些困难的情况导致了各种形式的暴力抗议,特别是从1829年初开始——对面包师的威胁和暴力,强行阻止谷物的运输,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谷物,以及袭击所谓的谷物贮藏者和投机者的财产。还有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暴力的税收抗议(葡萄酒税尤其不受欢迎),对建筑物、树林和森林的纵火袭击,以及对1827年5月20日新森林法的暴力抵抗,该法管控了放牧动物和在森林中采集木材的权利。在Ariège,打扮成妇女的农民不断挑战1200名士兵试图在1830年4月之前在该省执行的森林法规。在1830年2月至6月期间,诺曼底和法国东北部各省遭受了一系列纵火袭击,损失尤为严重。当然了,经济衰退无法解释为什么巴黎革命发生在1830年7月,而不是1827年至1832年之间的任何其他时间。然而,通过让民众习惯于暴力抗议,仇视政府和波旁君主制,有效煽动了群众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