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点错技能树」的例子?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1934年巅峰长达427公里,相当于今天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一半,直到1984年才停止运营的,
巴黎气动管道。
气动管道这种技术,发展下去的终极形态应该是动画片里这样:
不过,历史上的气动管道只被用于传输信件,没能发展到载客的地步。气动管道系统兴起于19世纪中叶,那时的电报一字千金,汽车尚未发明,硬化路面也没有普及,邮政效率有限,所以当时欧美的一些大城市建设了以气压传动为原理的气动邮件管道,作为对邮政系统的补充。
气动管道主要连接邮局(电报所)、证券交易所、银行、政府部门等信息要害场所,传输的物品一般不超过20克,因此以信纸为主。也有一些特制线路可以用来传输较大的物品。比如鲜鱼。
20世纪中叶,随着电话的普及和公路交通的发展,各个城市的气动管道逐渐废弃。
从技术史的观点来看,气动管道应该算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出的一种应用,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没发展下去,似乎算不上“点错技能树”的例子。但这个案例的重点其实不是巴黎气动管道本身,而是曾在法国大为兴盛的“网络哲学”(Philosophie des réseaux)。
巴黎气动管道的规模是全球最大的,停运时间1984年虽然不是全球最晚(最晚的是2002年的布拉格气动管道),但是在同级别的大城市当中算是最持久的了。
气动管道顽强的生命力,与法国人对物理网络的强调有着若隐若现的关系。巴黎气动管道之所以如此茁壮,原因之一就是它建设时依靠的是庞大的巴黎下水道系统。后者也是“网络哲学”的代表作之一。
“网络哲学”的其它作品还有苏伊士运河、马奇诺防线、英吉利海峡隧道等等。它们有些被视为杰作,有些被当成鸡肋,还有的遭遇了失败。
巧合的是,“网络哲学”的创始人本身就是一个经常被当作“走错方向”的人,他就是圣西门。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些法国人来到了埃及的土地上,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皇帝的理想。
他们当中有工程师、教师、艺术家、商人、军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唯一身份,就是这些人都是圣西门的门徒。
圣西门被后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个标签造成了很多误会,仿佛圣西门及其追随者只是一群坐而论道的幻想家。事实上,圣西门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实干色彩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被安上“空想”(乌托邦式)的名号主要是因为批判者认为圣西门的主张不够科学,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网络哲学”就是圣西门主义的主张之一,圣西门认为,应该在人类社会建立强有力的物理网络,把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连接起来,当资源和信息沿着各类网络自由充分流动,就能建成高度平等的社会。这种观点的直接结论,就是应该建设庞大的交通通信系统。
拿破仑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圣西门主义在法国本土都遭到查禁。圣西门主义者一时无法在本国实现理想,他们转而前往埃及,试图把埃及建成理想中的发达社会。
19世纪30年代,以普洛斯珀·昂方坦 (Prosper Enfantin) 和米歇尔·舍瓦利埃 ( Michel Chevalier)为代表的圣西门主义者大批来到埃及,在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支持下,帮助埃及推行近代化改革。
法国人参与的工作包括矿山开发、地图绘制、办学、设立天文台、武器制造、训练军队、造纸、棉花育种、修建路桥、水利工程等等。为了更好地融入埃及社会,许多人学习了阿拉伯语,甚至有人皈依伊斯兰教,得到了埃及政府授予的职衔。对于圣西门主义者来说,埃及是一片试验田,在这里,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追求自己在家乡无法实现的梦想。
昂方坦等人提出的最大胆的设想,就是苏伊士运河,没有什么比把欧洲和亚洲沟通起来更能够体现圣西门主义的目标了。可惜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对此没有兴趣,他更希望法国人帮他在尼罗河上游修一条水坝,工程开工后次年,埃及爆发了鼠疫,外加政府财政困难,工程最终半途而废。
幸运的是,19世纪50年代,新任埃及总督赛义德帕夏决心修建苏伊士运河,他支持法国领事、工程师雷赛布主持修建工程,雷赛布也是一位圣西门主义者。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这项19世纪的世界级工程是圣西门主义取得的最大成果。但是埃及没能成为法国人设想的乌托邦,而是逐渐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轰轰烈烈的近代化改革遭遇了挫折。
“埃及计划”的结果以半成品告终,但圣西门主义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拿破仑三世上台之后,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国本土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但第二帝国并不是左派政权,理想和现实的分裂将会导致圣西门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纯粹作为工具的“网络哲学”。
每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诞生之后,经历几十年的高涨都难免遭遇一次“修正主义”危机。
向现实妥协意味着务实,还是背叛?不同的答案导向不同的宗派,分裂在所难免。
第二帝国时期,圣西门主义者事实上放弃了初心,他们参与乃至主导法国的各大公共工程,但是他们打造“网络”已经不再是为了追求更高程度的平等,手段取代了目的,手段本身就是目的。
作为运动领导人的昂方坦,接手了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的建设工作,还当上了皇帝创办的通用水务公司(未来的维旺迪)的董事。圣西门主义者得以大量参与法国的铁路网、城市水网建设工作,甚至在意大利、奥地利、奥斯曼帝国推行他们钟情的“网络”建设工作。
危机恰恰发生在法国之外:围绕是否应该参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建设一事,圣西门主义者出现了分裂。以昂方坦为代表的支持者认为,阿尔及利亚可以接替埃及成为圣西门主义的试验场;反对者认为法国强行征服的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埃及并不可比。
在当年的埃及,法国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而在如今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是入侵的殖民者。看似相同的手段,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
争议和分裂加速了圣西门主义者作为一个团体的消亡,19世纪60年代之后,已经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圣西门主义者,而只有受圣西门主义特别是“网络哲学”影响的人。
圣西门主义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舍瓦利埃也接受了“招安”,成了拿破仑三世的顾问。1860年,他主持了法国和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条约。退休之后,他热衷于推动修建英吉利海峡隧道,但是这个梦想并未实现。直到一百多年后的1994年,隧道才成为现实。
第二帝国对社会主义理想并无兴趣,但是很欣赏圣西门主义的“网络哲学”,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法兰西帝国开启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有名的是奥斯曼男爵主持的巴黎改造。
1852年后,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受拿破仑三世委托,全面改造巴黎的地上和地下建筑。这项工程受到了圣西门主义的影响,例如工程师贝尔格朗主持修建了庞大的巴黎供水系统,巴黎的大部分建筑都可以接入自来水和下水道,按照“网络哲学”的标准来说可谓杰作。
林荫大道是奥斯曼城市改造的标志,这种美观、宽敞的街道引发了欧洲和美洲城市的效仿浪潮。但是这种街道之所以修的宽敞,目的之一就是防止工人修筑街垒,道路规划还考虑了如何方便军队迅速响应贫民区的暴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里提及,奥斯曼的改造方案从审美到功能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意志。
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圣西门主义者”是皮埃尔兄弟,作为犹太银行家,他们的名声当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皮埃尔兄弟把“网络哲学”借用到金融领域,主张建立高度组织化的银行网络,让金钱和信贷高度自由地流动。但是,他们推崇金融网络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繁荣本身,而不再是社会平等,这或许代表了大多数“网络哲学”信奉者的真实想法。
皮埃尔兄弟利用金融网络推动其它网络的建设,他们在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大量投资,这些国家的铁路网主要受惠于法国和比利时资本。皮埃尔兄弟还支持了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主张法国在“拉丁”世界打造势力范围,在这种思想助推下,拿破仑三世在1865年创建了拉丁货币同盟。
可以说,19世纪末,圣西门的遗产依然活跃于法国乃至世界舞台上,但是他的思想已经被分割成了两部分,社会主义者拿走了追求平等的内核,实证主义者、技术官僚拿走了“网络哲学”的外壳。
许多“网络”不再为社会平等的目标服务,它们是集权之网而非赋权之网,是控制之网而非应用之网,是汲取之网而非分配之网。它们重形式而轻内容,重传达而轻交换,重客体而轻主体。
这是“网络哲学”和圣西门主义的故事,但不只是这两者的故事。历史上许许多多技术和思想,都走上过与初心背道而驰的道路。在圣西门的门徒走出埃及时,一场不可避免的滑落就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