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朝鲜“八月事件”中延安派及苏联派被清洗,这对中朝同盟关系的冲击是什么样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壹| 武亭转
“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另一个人呢?”
1946年朝鲜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亭因屡受排挤而积压的怒气终于压抑不住而爆发。他一边扯开自己的衣襟向参加会议者展示着累累弹痕,一边愤怒的咆哮着。
“另一个人”,当然指的是金日成。
武亭的态度代表了当时朝鲜党内大多数人的想法,对金日成不服气的人比比皆是。只不过别人没有说出来,但是武亭没有忍住。
武亭是一位铮铮铁骨性格耿直的猛将,是经历过千生万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看不上那些文质彬彬玩手段的人。这也是那些经历过最前线以命相搏的将军们的通病。这一点,和彭老总很相像。也正因如此,他们两个是惺惺相惜的战友和朋友。
但是,武亭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尽管他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这种只图嘴上一时爽的行为,为以后政治上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出生于1905年的武亭,1923年18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寻求朝鲜复国的道路,并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时,中共党员还不足千人,所以武亭妥妥的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
在中国北方军官学校炮兵专业毕业的武亭,加入红军后在彭德怀麾下鏖战多年,和彭老总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作为红军中第一个懂炮的军官,彭老总一直对武亭是关照有加。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不论在进攻还是断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深受彭老总的信任。
长征之艰难困苦,现在的我们从影视书籍里面根本体会不到其残酷。长征开始时部队里有30余位朝鲜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武亭和杨林两个人。但是杨林在强渡黄河时作为突击队队长,也牺牲了。杨林的牺牲,意外的挽救了武亭的生命。
彭老总在党委会上提出,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如果都牺牲了,还能有谁去为他们自己国家的革命事业去战斗呢?
由于彭老总的慷慨陈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作为长征队伍里的一颗朝鲜人独苗,正被胃肠病折磨着的武亭,被派去红军大学进行学习。
彭老总救了武亭一命。
抗日战争开始后,武亭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作为炮兵的最高权威,武亭在八路军里的地位日益提高。
1941年1月,武亭任会长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并后续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朝鲜义勇军。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时候的武亭,在中国已经有了非常之高的威望,对在中国的朝鲜人而言,武亭是一个传奇,有着巨大的号召力。正因此,本属于国民政府系统的朝鲜义勇军,有接近90%的成员从重庆、洛阳等地赶赴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
甚至,朝鲜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金斗奉这样元老级的人物,也慕武亭之名来到了太行山。远在朝鲜国内的大佬吕运亨,也派联络专员到太行山和武亭会面,商讨建国事宜。
武亭,此时俨然已经成了在中国朝鲜人的精神领袖。在1941年10月26日中共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武亭作为外国抗日领袖的画像,和毛泽东的画像并列悬挂。
他在朝鲜人中的声望,远远高于同时期流亡于苏联打游击的金日成。但很可惜,苏联人选择了支持他们更熟悉的金日成。性格桀骜不驯的武亭,尽管军事才能远胜金日成,却在回朝鲜之后,被刻意边缘化了。
武亭是朝鲜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但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因为他是从延安过来而且又在朝鲜人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这让苏联人感受到威胁。苏联人希望建立的朝鲜政府,必然是亲苏而不是亲中的政府。武亭的处境,一下子尴尬了。
因此,在1945年10月北朝鲜五道行政局的选举中,被朝鲜人所信任的武亭尽管当选为第二号领导人(第一号是曹晚植),仅仅半年之后,就被排挤出领导层,去人民军干部学校干教务长去了。与此相对应的,是金日成当选为了第二号领导人。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军事专家,搞政治并不是武亭的强项。
在朝鲜建国之后,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开始后,武亭任第二军团军团长,作为主攻部队,武亭运用在八路军的实战中学习到的军事知识,采用迂回穿插战术,在和美军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随着联合国军兵力的持续投入,朝鲜人民军在对方的优势火力打击下,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之后,武亭已经意识到了巨大的危机,对金日成的冒进战术及其不以为然,也难免有发出不满的言论。在人民军大撤退之时,深谙游击战术之道的武亭下令切断了所有的无线电联系,并成功率领几个师的大部分人员回到了北方。
但这一必要的行动,成了后来金日成收拾他的一个罪名。因为切断无线电联系,不仅是美国人找不到他,连平壤也不知道他带领部队去了哪里。
在后来的平壤保卫战中,武亭被命令率不足两万人的部队保卫平壤。武亭预判到联合国军会空降部队切断后路。他不甘心被围歼,为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在做了轻微的抵抗后便率军撤走。
从军事角度讲,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政治角度讲,这属于临阵脱逃。这严重的打击了他在朝鲜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也给了金日成把他作为打击对象提供了借口。
1950年12月的朝鲜劳动党全会上,武亭成为了战争失利的背锅侠。顶着“战争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处分,武亭在政治上被彻底边缘化。
失意的处境加上耿直暴躁的性格,导致武亭的状态及其不稳定。终于在某一天,因医务所一个倒霉医生的傲慢态度,被武亭直接拔枪打死。这直接导致武亭被解除了第七军团的指挥权,更在后来被开除了军职。
1952年,在朝鲜一间普通的医院里,武亭逝世。一代传奇人物卸下了帷幕。
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延安派”的领军人物,从他开始,延安派在朝鲜政治斗争中的被清洗和覆灭,慢慢拉开了序幕。
贰|大杂烩的朝鲜党
苏联支持朝鲜建国之前,于1945年10月10日在朝鲜成立了朝鲜劳动党。然而朝鲜劳动党在成立之初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苏联撮合了许多派别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有四股,分别为延安派、国内派、苏联派、游击队派。
延安派:这一派大部分都是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或军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第四野战军),参加过中国的抗战,于1945年到1950年间回国,与毛泽东、林彪关系密切,自然属于亲中的一派。代表人物是武亭、金斗奉、崔昌益,朴一禹等人。
苏联派:这派指的是在苏联出生工作并加入了苏联国籍,后来随苏军回到朝鲜参与建国的人员。代表人物是许嘉谊、朴昌玉、南日等人。
国内派:这一派是在日占时期坚持在朝鲜国内进行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
游击队派:这部分以活跃在中国东北地区、后又转移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级军官为主,核心人物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日成将军。
有点乱对不对?问题是这四个大派系下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小派系,真的是错综复杂的一塌糊涂。这就导致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金日成虽然作为首相一把手,但是想要决定一件事,那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朝鲜人(当然包括韩国人)其实非常热衷于内斗。从金九时代在中国建立的流亡政府开始,一直到武亭创建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无不是矛盾重重,内讧不断。苏联人撮合成立的劳动党自然也不例外。
大杂烩一样的朝鲜劳动党中,延安派和苏联派势力最大。苏联派就不用说了,国家都是苏联扶持建立的,苏联人安排自己人上位再正常不过了。延安派则是属于参加过抗日战争有过实战经验的实力派,人多力量大。
在第一届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中的13个席位中,延安派有6人,苏联派3人,国内派2人,游击队派2人。这其中自然是延安派和苏联派的势力最为强大,而国内派和游击队派的势力比较弱小。
金日成尽管作为朝鲜名义上的一把手,由于游击队派的势力太小,反而在政治局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且,政治局中的13人中,个个都参加革命比他早,资格老,除了游击队派的那两个,论起之前的职务来,谁不比他高?所以,个个都把自己当老资格,不但不配合小金同志的工作,还处处和他唱反调。
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且有着超人政治手段的热血青年,孰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是不能忍。但是金日成忍了。为啥?
朝鲜战争开始了。
他需要军事人才,特别是延安派像武亭这样的猛将。而且是一致对外的关键时刻,攘外必先安内,保持团结是最重要的。否则美军没来,自己就把自己先搞死了。
这一点,金日成还是拎得清的。
但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和杀机,已经慢慢的发了芽。总会有算账的一天的。小金同志暗暗的对自己说。
叁|纵横捭阖各个击破
小金同志不愧是在中国待过十几年,深谙孙子兵法之道。他清除政敌的方法,基本上使用了循序渐进、纵横捭阖、逐个击破的策略,逐步的把政敌清除殆尽。
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随着朝鲜战争的开始,金日成依靠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开始极端推崇“个人崇拜”,全国上下充斥着对金日成的赞颂,甚至“金日成同志从儿童时代就开始领导朝鲜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宣传都铺天盖地,已经到了让党内同志无法忍受的地步。
但是,却取得了人民和军队的大力支持。毕竟,老百姓是最好糊弄的。
随着权力的日益巩固,金日成开始小动作的排除异己的尝试。
他先搞的是苏联派的领袖许嘉谊,以“修复水利不利”的罪名将时任内阁副首相的许嘉谊降职。苏联没有反应。
接着搞的是延安派的领袖武亭,以“平壤失守、作战不利”的借口,解除了武亭的兵权。中国没有反应。
金日成最担心的就是苏中两个大哥。苏联扶持自己立国,中国正派兵力保三八线,谁都惹不起。尝试性的试探了一下,两个大哥都没收拾自己,小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深谙平衡之道的金日成把目光转到了国内派。毕竟不能按着一派收拾,容易引起反弹。还是每个派系都收拾一下,大家看着也公平。
这次收拾的国内派的领袖朴宪永。朴宪永这个人在朝鲜的威望很高,是当时朝鲜的二把手。但是他对金日成意见很大,做什么事都喜欢和金对着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专门和金日成抬杠的。在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的演讲中,朴宪永甚至没有提金日成的名字。
太不给领袖面子了。这种人还能留着过年?所以朴宪永的下场很惨,在1953年被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罪名判处死刑,并于1955年并处死。苏联派和延安派有两个大国政府在后面支持,你国内派要啥没啥,还敢跟我对着干,不搞死你才怪。
至此,除游击队派之外的三派力量大减,而本来处于最弱势的游击队派崛起,金日成逐步控制了朝鲜的军政大权。但是,这远远没有结束。
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提出了“主题思想”,坚决的树立个人权威,并严厉指责苏联派和延安派,
由此,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排除异己的行动。
1953年停战后,国内派的李承烨和另外11人,被扣上“美国间谍”的罪名提起公审,并于一周后被处决。至此,国内派势力全部覆灭。
随后,金日成将矛头对准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残余力量。苏联派的许嘉谊被迫自杀。延安派的朴一禹(据传为毛泽东的个人代表)被开除出党,撤销了一切职务。
苏联派和延安派损失惨重。
连续几年发生的种种事情,让延安派和苏联派认识到,再这样下去要全军覆没了。唇亡齿寒,大家已经看明白,已经到了不是金死,就是我亡的地步了。于是苏联派和延安派走到了一起,决定共同协力对抗金日成。
于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八月宗派事件”发生了。
肆| 八月宗派事件政变始末
这儿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赫鲁晓夫在巩固了权力之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苏联卫星国由高压统治改为怀柔管治,在经济方面允许适当的市场化。
这些改革措施,引发了周边社会主义国家的连锁反应。包括1956年发生在波兰的波兹南工人罢工事件、保加利亚的经济改革、以及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这些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朝鲜劳动党耳朵里。部分对金日成不满的成员开始蠢蠢欲动,希望金日成也能有所改变,不再过度推行个人崇拜。但是金日成并没有改善的迹象,相反的,依然致力于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
这引起了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恐慌。为了自保,他们产生了举行政变搞掉金日成的想法。
机会来了。战争结束后,朝鲜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建。为此,金日成在1956年6月1日至7月19日出访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经济援助。
趁金日成不在国内,延安派的金斗奉、崔昌益、尹公钦、徐辉等人,联系苏联派的朴昌玉、李相朝、金承化等,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见面商讨,最终决定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罢免金日成。因为根据《朝鲜劳动党章程》的规定,中央委员会成员有选举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因此在理论上只要大多数通过,就有罢免金日成的可能。
为了争取中苏两国的支持,苏联派的朴昌玉先与勃列日涅夫取得联系,之后李相朝又到访苏联,取得了苏联的默许。
延安派也多次派人到中国大使馆说明此事。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颇有微词,但是由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和金日成的种种矛盾以及对延安派被清洗感到不满,因此毛泽东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均对此表示支持。
取得中苏两国的同意后,尹公钦于8月2日通过大使馆告知苏方已部署好一切,接着由李相朝告知苏方已议定好替代金日成的人选。
万事俱备,只欠中央全会的召开了。
然而,企图政变的改革派人员不知道的是,政变的消息早已经泄露到了金日成处,而且金日成已于7月26日提前秘密返回朝鲜。而改革派还被蒙在鼓里。
金日成迅速做出了部署。首先将原定于8月2日至4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延期到8月30日至31日举行,以便有充裕的时间来应对。
接着采取分化、瓦解措施。他判断出这次政变是延安派唱主角,回朝鲜后先把苏联派被撸下去的全部官复原职,进行安抚。这招很有效果,一下子就把延安派给孤立了。
对于会议的坐席安排,金日成特意把延安派的苏联派的人员分隔开坐,并在其身边安排上自己亲信,用以压制他们的气势。
而延安派对金日成的各种部署,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静观其变。这也是政变惨败的一个因素。
1956年8月30日的中央全会上,第一个和第二个发言的都是金日成的支持者。接着由延安派的尹公钦发言,他批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认为劳动党主席不应由金日成这样不负责任的人来担当。但这一切都早在金日成的预料和掌控之中,尹公钦的发言引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骂声。
崔昌益试图挽回局面,质疑金日成过度发展重工业,而不是用来改善民生。但是发言根本无法完成,数次被打断,会场乱成一锅粥。
金日成只用两句话就搞定了大局。
“不发展重工业就没有安全保证,你们想做亡国奴吗?”
“他们都有外国背景(指的是延安派和苏联派),你们愿意做外国的傀儡吗?”
短短两句话,就得到了绝大多数参会人员的支持,大家站起来激动的为金日成鼓掌。改革派的政变败局已定。
眼见大势已去的尹公钦趁午膳时间逃离会场,并于当晚和徐辉、李弼奎、金刚等四人会和,驾车逃亡中国避难。
政变彻底失败,金日成大获全胜。此后,金日成把党内的反对势力、朝鲜的党外实力以及社会各界都整肃了一遍,劳动党彻底成为了游击队派一家独大的局面,金日成掌握了朝鲜的全部权力,再也无人可以撼动。
从公正角度讲,金日成深谙纵横捭阖之道,确实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伍|一言难尽的中朝关系
尹公钦等人跑到中国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闻讯大怒。正赶上9月中旬中共八大召开,苏联和朝鲜都派代表团来了,金日成没敢来,把崔庸健派来了。毛泽东把崔庸健狠狠的训斥了一番,崔庸健也没敢吱声。
毛泽东接着找苏联的米高扬,问他打算怎么处理朝鲜的这次事件。米高扬也很尊重毛泽东,说还是听主席的意见。于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米高扬和彭德怀去了平壤找金日成谈话。
彭老总很是强硬,说:“八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必须撤销这次决议,马上再开一个中央全会。”搞得金日成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于9月22日召开了中央全会,承认八月全会决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但是金日成也提出了条件,那就是中国把志愿军撤回去。
米高扬回到中国,跟毛主席说任务完成了。毛主席说,“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果不其然,金日成并没有履行对中苏两党的承诺,不仅没有在媒体上公布九月全会决议,而且继续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员进行迫害,导致更多的人跑到中国避难。
中朝关系跌至冰点。
整体来看,中国对朝鲜的外交并不成功。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实行亲苏疏中的外交政策。尽管中国为了朝鲜战争付出了三十几万的人员伤亡,在战后提供了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还豁免了战争期间14.5亿元的贷款,可以说是倾其所有。
但朝鲜对中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不仅如此,还可以否定中国志愿军的功劳。在平壤的12个战争展览馆中,有11个是展示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事迹,可以淡化中国志愿军的痕迹。这让中国很不满。再加上金日成对延安派的清洗问题,中国在1952年召回驻平壤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再没有派新大使,两国关系十分冷淡。
朝鲜一直觉得自己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很吃亏,中国为朝鲜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甚至金日成曾经抱怨说,本来应该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仗在朝鲜打了,把朝鲜都打烂了。
中国可能也是觉得有这么点因素里面,所以一直对朝鲜很是容忍。
一直到现在,朝鲜还是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还不能不管。
两国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57年。中苏关系开始交恶,中国需要拉拢朝鲜的支持。9月中旬中方邀请朝鲜来华访问。10月25日,金日成就人民志愿军驻朝七周年向毛主席发贺电,两国关系逐渐升温。1958年,中国撤回所有驻扎在朝鲜的驻军,两国关系逐渐友好,并延续至今。
金日成从此也彻底掌握了朝鲜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推行个人崇拜,朝鲜成了金日成的朝鲜。这也为金家的世袭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备注:实际上我个人对金日成的评价比较趋向正面。这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有情怀的优秀政治家。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对政敌的打击处理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