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史是否是以殷商史为蓝本杜撰而来？有哪些佐证或驳证？

夏史是否是以殷商史为蓝本杜撰而来？有哪些佐证或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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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传统不乏疑古思潮，如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汉代的王充，唐代的刘知几、柳宗元、啖助，宋代的欧阳修、郑樵、吴棫，明代的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代的姚际恒、阎若璩、崔述等等，都写过一系列考辨古史的文章。

但民国疑古思潮高涨，根子确实是从外部传入，当时不但夏朝被怀疑，商朝也被怀疑，国内史学界也被波及，史学家夏曾佑在历史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认为，从上古到周朝存在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是传疑的时期，相关的史实是不可信的。

只是随着甲骨文出土，里面明确提及商朝和帝王世系，并能和《史记》对应，商朝史被证明了，但现有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中还是没发现有提及夏朝的文字。

1936年，疑古学派的顾颉刚先生与童书业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夏史三论》。这篇文章认为夏朝的历史只是人们对原来历史传说的累积，他们认为启在古代文献中“除了儒家的经典以外都是说他不好的，自从孟子说了‘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又造出朝觐诉讼讴歌的人不到益那边去而到启这边来的故事，启才变作一个好人，而他的不好的行为全送给太康收受了。至于太康，是本来没有这个人的，乃是启的分化”；关于《楚辞》“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中的“康娱”，沿承了戴震的观点，认为其乃是一辞，不同意旧解以太康释“夏康”；关于后羿，认为“在西汉中年以前，羿的时代还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尧时人，有的书说他是夏时人，又有人说他是周幽、厉时人。羿的性格也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有功的好人，有的书说他是有罪的坏人，又有的书把他当作世职的名称看。最通行的是他的传说。到了西汉初年以后，才有羿为夏帝的说法。”还指出“桀是在古书中最早出现的夏代之王，相大约是商祖相土的分化，他原是‘四征不庭’的贤君。杼的来源虽不可确知，但似与越民族有相当的关系；在《国语》里看，杼是夏的一个中兴之主，同商族的上甲微，周族的高圉太王差不多。孔甲大约是商王祖甲的分化，关于他的故事，大部分是西汉人所造。至于皋、不降等，我们差不多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

而像《左传》中少康中兴这样的事迹很有可能是模仿光武中兴的写出来的，因为西汉和东汉初年人都几乎从来不引用这个典故，就连同样中兴的汉光武帝也仿佛不知道“少康中兴”。“少康中兴”的故事似乎是东汉以后才广为人知的。我认为，而后这篇文章收在了《古史辩》这本书中。

但顾颉刚先生与童书业先生此种观点成立前提是《左传》成书年代必须在东汉，否则很难说服人。

接着顾颉刚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指出：“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这封通信揭启了第一次论争的序幕，顾氏由此陷入与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人之间的论战。在该文中，顾氏实际上将禹定位为神灵动物，认为古史中的夏禹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这一论断，经过鲁迅小说《理水》的揶揄而衍化为“大禹是条虫”的表述。顾氏后来放弃了这一看法，并且一再予以申明。他转而将大禹传说置诸南方民族的背景，认为禹的传说起于西周中期，而禹与夏朝本无涉，在战国中期后才发生联系，后又将大禹落实到西方。收入《古史辨》第7册下编。

而陈梦家一九三六年的《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主张'夏之十四世,即商(前王时期)之十四世,而汤武之革命,不过是亲属之争夺而已。

此书中陈梦家先生的《夏世即商世说》一文独树一帜，把夏代王名和先商、早商王名进行了对照研究，其认为他们的重合率极高，如启=契，相=相土，孔甲=上甲微等等。如下图：

由此认为陈先生认为“启”、“相”、“槐”、“芒”、“不降”、“履癸”等夏后名字可能是商先公名字演化而来，此篇陈梦家最经常使用的方法是：（1）用语音考证其同源 （或音近），所以两字义通。（2）从文献记载相互比较，并从甲骨卜辞的字形结构来分析其原始意义。例如为了论述“舜是帝喾”，他从《史记》《春秋繁露》《山海经》《国语》等文献中用了十个例子，从音、义各方面来说明。（3）用较为笼统的人类学理论来阐释具体问题。比如从游牧时代的居无定所特点，推断出“商”不可能是某地地名。

但陈梦家此种靠音意相近的论证问题很大，如认为夏朝后相的蓝本是商朝的相土论据就难成立，夏朝后相是衰败之主，商朝的相土则是商朝开疆辟土的有为之君，二者事迹根本不相似。强行比附自然难以说服人。

但很快杨宽（后来成为著名战国史专家）也在《说夏》（收入《中国上古史导论》，刊于《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中附和陈梦家，认为“夏”的称呼出自“禹敷下土方”，因为“下”“夏”通假，所以大禹被敷衍为夏朝的开国国君，而夏朝历史大多来自周戎——商夷的神话传说。

顾颉刚在评论陈、杨二氏的观点时指出：“按商之于夏，时代若是其近，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顾氏虽不完全否认夏朝的存在，但仍也对陈、杨二氏的质疑表示理解。

后来跟从陈梦家说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李宏飞《夏世系研究》等专业论文。

李宏飞《夏世系研究》（发表于《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原名《夏商世系探索》）认为:

但李宏飞论据极有问题，因为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间历史，现有资料根本没有这些君王有过失国、权臣篡立和后代复国的记录，难以想象周代会根据这段商史，从而弄出“后羿代夏”和“少康复国”故事。

陈梦家先生学说也影响了域外，一九九一年，艾兰教授（Sarah Allan）写出The shape of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中文版于一九九二年出版，后文简称《龟之谜》）。则在陈梦家的论证都上更进一步，她认为：首先，甲骨文并不能提供直接证据，我们只能从名字得到某种神话传统的“暗示”，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商神话早期形式。其次，商人有一个关于“夏”的神话，那是商人自己倒装的形式，具备二元对立模式，也是阴阳论的基础。禹创立夏朝，尧舜禅让的传说，都是从商神话发展演变而来。她认为商族的一些人名、地名与神话中的十个太阳、鸟、扶桑、东方、天空、生命等有关。而夏族的人名、地名则与神话中的水和水生动物，如龙、龟、若木、西方黄泉和死亡有关。夏和商就象阴与阳，即同一神话体系的两元。而“二元”，成为周朝改朝换代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周人把有关商人的祖先传说发展成为历史上的夏。周人延用此模式，并用“天运轮转”来论证自己的正统性。进而艾兰认为：从黄帝到夏的历史，是商神话的系统化结果和衍变形式。夏与商，是神话性的对应关系。

艾兰虽然力证了关于“夏”的历史是商神话的衍变，但是，她并不认为“夏”只是一个神话，而是要强调，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史重建实则以这个神话体系为基础。她提醒我们：“历史事实的重建，并不能以一个神话体系的部分材料来作为主要基础”。

其观点到最后可浓缩为：夏这个朝代很有可能是周朝人对商朝历史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而且，就算是夏朝真的存在，像《史记》中对夏朝的记载已经是后人的杜撰了。就像人们对《荷马史诗》中描述的具体事情的质疑一样。

艾兰的说法推而广之，只要胆大有心，如果放到商朝也能把商朝解构为神话，毕竟商王们的号就是十个天干，正是十日，然后往复循环，也能得出成汤（天乙）经历代表日出神话。纣王（帝辛）的经历代表日落神话，再加上商朝先公们名字也能解释成含有日出日落，如昭明、昌若都是日出，冥勤其官而水死，其代表日落，王亥字形是是太阳鸟， 高祖“夒”与“王亥”即在形象上具有太阳神的特征，可谓铁证如山，甚至可以接着说周朝也是神话，因为周朝是一个太阳的神话信仰，商朝是十个太阳的神话信仰，周朝取代商朝故事，是现实中一个太阳的信仰取代了十个太阳的信仰的折射反应云云…………只能说幸好甲骨文出土论证了商朝是客观历史，否则一样能把商朝历史全部说成神话故事。

另外也要指出，其他学者否定夏朝不存在的观点的论据许多也是有问题的，如依靠夏桀与商纣，妹喜与妲己，商汤与周武相似度极高来立论，并不能服人。

否则刘邦和朱元璋也很像, 秦始皇和汉武帝事迹也相像，赵飞燕皇后也是喜妹与妲己事迹相像，杨玉环好像也是如此，如此来论伪，其不能成立处不难想见。

同理认为夏和东夷的交替是以商和东夷情况为蓝本说法同样有问题，因为汉和匈奴，隋唐和突厥历史也一样类似，但显然前者不是以后者为蓝本构建的。

考古学上的进展

顾颉刚在《夏史三论》前记中说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论证夏朝存在还是要王国维式的“二重证据法”，由于对疑古派不以为然，徐旭生走上了探索夏史的另一条路径。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推动下，殷墟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向世人呈现了通过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前景。徐氏开始展望殷墟时代之前的“传说时代”。他认为顾氏“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自1938年以来，他着力于将“我国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与以通盘的整理”，最终完成了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在该书中，徐氏同样对古史研究的方法与史料予以深入阐论，并指出疑古派包括滥用默证在内的五大罪状。顾氏曾指出：“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瞧罢！”徐氏此后更是践行了这一设想。1959年，他根据文献中的夏人活动地域“按图索骥”，意欲填补夏文化考古这一“空白点”。他在豫西“夏墟”的调查在真正意义上揭开了夏文化考古的序幕，可视作第一次论争的延伸。

随着二里头遗址发现，这个问题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可以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但是在考古发掘中也没有相关的实物证实夏朝的存在（类似甲骨文中提到夏朝或者夏朝人物等坚实的证据），所以考古学家许宏甚至认为，二里头文化认为这个遗址极有可能是商朝的遗址。

当然，对许宏先生意见相左的史学家也不在少数，像美国的汉学家费正清，就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遗址。并且在他的《中国新史》这本书中也将夏朝列在了中国古代王朝之中。

国际学术界上对此争论也是旗鼓相当

人们常说国外学者不认同夏朝的存在，实际上汉学家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学界，所谓的“汉学界”也不是铁板一块，譬如饭岛武次《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冈村秀典《夏王朝——王权诞生的考古学》、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等论著均承认夏朝的存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有关，体现出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理解与认同。即便在欧美汉学界内部，也同样存在较大分歧。前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盎格鲁-撒克逊人,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历史学家、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是其为自己起的汉名）就是主张夏朝确实存在的。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之后，著名汉学家倪德卫（D. S. Nivison）甚至说“国际上的学者可能要把这份工程报告‘撕得粉碎’”，这一激烈的态度主要在于具体观点的相异，因为他除了认为夏桀是虚构人物，总体上是认可夏朝存在的，甚至列出了黄帝以至夏商周的具体纪年，反而有“信古”太过的倾向。倪氏对班大为（D. W. Pankenier）所指出的公元前1953年“五星会聚”现象与夏朝建立有密切相关的观点深以为然，并结合他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构拟出一整套的纪年谱系。倪氏曾与彭瓞钧（K. D. Pang）在《早期中国》上合作撰文指出“也许不仅夏朝，还有大禹，甚至帝舜都不是神话人物（或者说不仅仅是神话人物），而是可以精确系年的历史”。

夏含夷则对夏朝存在持质疑态度，他曾随倪德卫研读甲骨文、金文，但他与倪氏的观点显然不同，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中可见一斑。作为《早期中国》的编辑，他一度反对该文的发表：“我觉得作为《早期中国》的编辑，我有义务确保杂志上刊登的文章符合合理的学术标准。我一向认为，夏代的确切纪年不可能得到，而我认为倪、彭的文章难以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在所有的君主在位期之间插入两年间隔的权宜之法。”如果说倪氏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因为对具体年代断限认识的不同，夏氏的反对态度则源自对夏史的根本性怀疑。

夏氏与倪氏关于夏史的分歧主要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差不多同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与东亚语言、文化学系于1990年5月联合主办了“夏文化国际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艾兰（S.Allan）、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均认为夏朝不能被证实。艾兰认为周代关于夏的记载是从商代二元神话衍生出来的，与杨宽、陈梦家的观点遥相呼应，持类似看法的汉学家不乏其人。刘克甫作为民族学家，他认为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证”需要有文献证明，而且这些文献必须是书写而非口传的，是当时的记录而非后出的，是用本民族语言写成而非其他民族语言写成的，而目前有关夏史的记载全然不符合这三项要求。艾兰、班大为、池田末利等国外学者之间的分歧，在1991年9月在洛阳举办的“中国夏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进一步的体现。

艾兰、夏含夷等不认可夏史的学者主要是汉学背景，所谓隔行如隔山，相反，考古学背景的国外学者则更容易接受中国学者的夏史探索。在洛杉矶的“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国外考古学家大多承认夏朝存在，并且以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相关这一认识作为前提予以探讨。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考古学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熟悉中国考古学的国外学者逐渐同意中国学者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遗存是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夏代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观点。这些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对中国考古学的“熟悉”与否是中外学者对话的基本前提。可见，国外学者对中国夏史研究的认同与否，不但与方法论与史料观有关，还与他们对中国考古学进展的了解程度有关，与学者的学科背景有关。

二十一世纪初的夏史论争并不限于中外学者之间，而是延伸到了国内学术界。接受西方考古学训练并精于西方考古学理论研究的陈淳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并在其《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一书中加以系统总结，认为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并尖锐批评了国内考古学界文献导向过甚、理论意识薄弱、考古观念落后问题等问题。针对陈氏的观点，方酉生、沈长云等学者做出了即时的回应。沈氏此后又陆续撰文证明夏朝指存在，强调“夏既是传说，也是历史真实”。张国硕、杜勇等则对夏朝之存在、夏朝否定说形成的背景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论。陈淳对夏史的否定，主要基于其考古学及人类学的背景，他与沈长云等人的论战，其实也是不同学科话语之间的对话。陈氏重理论与反思，虽然忽视甚至无视文献的价值，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值得深思的。

新证据豳公盨出现，表明西周就有夏代说法

豳公盨的出现则将夏朝有无的争论引向大禹有无的问题。2002年下半年“豳公盨”的出现表明西周就有夏代说法，其铭文明确言及“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但怀疑者仍然认为夏代是周朝说伪造，除非挖到商朝文字里有明确的夏朝说法。

如果说秦公敦（簋）和齐侯镈、钟只能说明“在春秋时代一般人之信念中，确承认商之前有夏，而禹为夏之先祖”，那么豳公盨的出现则将大禹传说广泛流布的下限推前到了西周中期。顾颉刚曾指出大禹传说从西周中期才发生，豳公盨的出现对顾氏之说构成了冲击，因为西周中期大禹传说已然深入人心。

裘锡圭则据盨铭指出在较早的传说中，禹确是受上帝之命来平治洪水的，支持顾颉刚禹有神性、跟尧舜本无关系的说法，黄永年有类似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天”实际上是帝舜，郭永秉则表示反对。裘氏的说法合乎铭文的字面表述，但并非没有疑点，正如李锐所指出的，“铭文中的‘天命禹’，恐怕并不能作为禹是神而文王等不是神的充要条件。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禹和文王等皆有神性，均是受命”，“所谓天命，至少对西周人而言，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能说得天命行事者都是神”，谢维扬、沈长云等人有类似的看法。对此，郭永秉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帝命文王的传说与帝命禹的传说本质上存在不同，不可比附。豳公盨所面临的问题，在第一次论争中其实初现端倪，在顾颉刚与刘掞藜的论战中便已涉及如何理解天帝与大禹、文王等形象之间的关系。

大禹治水新证据提出和争论

2016年，《科学》杂志刊发了吴庆龙领衔的中美科研团队的成果《公元前1920年的溃坝洪水佐证中国的大洪水传说与夏朝》一文（以下简称“吴文”），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吴文直接将二里头与大禹治水相联系，从地质学的角度证实大禹时代确有大洪水的存在，将黄河上游青海积石峡溃坝视作大禹时期大洪水的触发点，认为此次溃坝造成的洪水波及到黄河中游，并找到此次大洪水与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的关联，进而推论夏朝历史之可信。

吴文重新激起了学者对虞夏之际大洪水的关注，从传统报刊到新媒体均有连篇累牍的报导与讨论，使夏史真伪问题的讨论再起波澜。虽然吴文借鉴了考古工作者对喇家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但中国考古学界普遍对吴文持质疑态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考古学界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新进展以及二里头文化并非最早的夏文化的论断。对此，张经纬、沈长云、郭静云等学者从各自角度提出了批评。在这些提出质疑意见的学者看来，夏朝以及大禹治水的存在本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吴文对大禹治水时间及空间的认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者对夏人居地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沈长云一直强调夏人出自古河济地区，郭静云主张夏出自长江中游，易华认为夏出自黄河上游，他们对吴文的批评或认同，实际上都是从各自的固有认识出发的。艾兰一方面延续她对夏源自神话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的瓜葛依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可能性，并作出推测：如果黄河上游爆发的大洪水导致齐家文化区的人们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则这些具有青铜器冶金技术的移民能够激发二里头当地固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这种方式下，黄河上游爆发的洪水则能与发展到国家社会的二里头间接地联系起来。

吴文之所以产生极大的反响，一者在于刊载该文的《科学》是全球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二者在于该文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入手，对于唯科学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条有较强诱惑力的途径。这也启示我们，在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解读存在严重分歧时，自然科学或者科技考古的手段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打消疑虑。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与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凉化（甚至出现“小冰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捩点，该时期的气候变化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造成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环境研究子项目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最近的一篇发表在《科学通报》英文版上的文章亦强调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土高原的极端强降雨事件才是大禹治水的背景，而非吴庆龙所说的堰塞湖溃决。有学者更是彻底否定吴文的立论基础，认为积石峡堰塞湖的形成与溃决、喇家遗址古人类的突然死亡和古地震是不同时间独立发生的事件，不存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特大洪水。这些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学者对吴文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气候变冷，灾害频仍，长城地带荒漠化加剧，部族迁徙、文化重组也在加剧，的确有可能与虞夏之际的历史变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这一气候变冷的背景下，老虎山文化（以石峁城址为代表）向南压迫，颠覆了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或可与禹出西羌以及虞夏易代等古史传说相联系。

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时间节点，与大多数人（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眼中的夏代上限基本相合。吴文则将积石山溃坝的时间点确定于公元前1920年，继而根据鲧治水9年、大禹治水13年的记载，将夏朝始年确定于公元前1900年，这一结论较之此前的夏代始年认识足足迟了一个多世纪。吴文继而根据二里头文化始于公元前1900年的认识，将积石山溃坝与夏朝的创建完全对应起来了。这个推论看似很妙，但前提却是不够坚实的：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各朝各代都可能有洪水发生，洪水与夏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以洪水去限定夏朝。实际上，喇家遗址所涉及的特大洪水早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本身也不是新闻。而据学者研究，在距今5500—3500年的时期内，甘青地区至少发生过5次大的洪水事件，将积石山溃坝事件等同于大禹时期的洪水事件，并无充分的依据。

其次，吴文推测积石峡坝体蓄水达110亿至160亿立方米，溃坝后的洪水可以轻易到达下游2000公里之外，从而对当时的中原地区产生强烈影响。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影响”并没有在黄河中游的考古遗址中发现（这一点已有学者强调），只是纯粹停留在推测层面。喇家遗址是此次洪水直接波及的地点，但它离积石峡不过25公里。而推论出的2000公里，需要考虑到黄河河道宽窄曲折的复杂情况，目前的考古发现并不能支持此次洪水所推论出的“理想范围”。

甲骨文中西邑是否为夏的争论

虽然说东晋时豫章内史梅颐发布的古文《尚书》都是假的（伏生背诵的今文《尚书》都是真的），但是后来发现的清华简中找到了真正的《尚书》。其中就有提到了“败西邑夏”，这算是最早对夏朝的文字记载了。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虽然没有夏这样的字眼，但是有西邑这样的字眼。

台湾著名古文字学家蔡哲茂发表《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一文，结合清华简《尹至》《尹诰》以及卜辞的材料指出“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灵，可以说明夏王朝的存在。清华简《尹至》称夏国或夏都为“西邑”，亦即《尹诰》所见“西邑（夏）”。或许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夏朝的存在是无需怀疑或过多论争的问题，故清华简中有关夏史的记载并未引起过多重视，蔡氏则首度将其与卜辞相联系。在此之前，蔡氏已经指出卜辞中与伊尹合祭的“（女蔑）”当读作“妹”，很有可能即夏桀元妃妹喜，如此一来，妹喜作为历史人物、夏作为商之前的王朝也可以得到证实。新出简帛文献不但可以为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包括字形与辞例）提供新的线索，也可以为揭示甲骨文、金文中的古史信息提供重要线索，有待我们深入抉发。譬如清华简多篇与伊尹有关的文献可以进一步补充蔡氏对卜辞所见伊尹行迹的考释，再如蔡氏结合清华简所见“西邑”探讨卜辞中的“西邑（夏）”，亦是著例，毕竟直接依据清华简论证夏朝的存在与依据清华简的线索在殷墟卜辞中落实“西邑（夏）”的论证效果不能同日而语。这也启示我们，过去在甲骨卜辞中找不到“夏”或者误释“夏”，很有可能是商人并不管夏叫“夏”。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卜辞是很特殊的文体，即便甲骨卜辞没有“夏”的痕迹，也不能否定夏朝的存在。

胡厚宣曾将卜辞所见“西邑”与“西邑夏”相联系，蔡氏则明确指出卜辞的“西邑”即指夏朝。关于“西邑”或“西邑夏”的地望，清华简的整理者无说。沈建华认为“西邑”指夏都西亳偃师商城，西邑不出伊洛两水一带。王宁则认为夏人在东方，主张当时夏桀有两个都邑，一个是斟鄩，在今山东潍坊，当为东邑；一个在今天的鲁西一带，称为“西邑”或“西邑夏”。蔡氏反对王宁“西邑”在东方的说法，同样认为在伊洛地区。以夏朝末代王都在伊洛地区（进而落实到偃师二里头）的说法代表了目前的主流看法，但从年代、文化因素、文献记载等方面的线索看，这一看法还有争议。

“西邑夏”的说法，亦见诸《礼记·缁衣》所引《尹诰》，郑玄注谓“夏之邑在亳西”。《伪古文尚书·太甲上》孔传亦谓“夏都在亳西”。《尚书·汤誓》孔传云：“桀都安邑。”蔡沈《集传》云：“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则谓“西邑夏”在晋南的安邑。以晋南为“夏墟”、以晋南安邑为桀都的说法虽尚无明确的考古发现佐证，但颇值得我们重视。

目前这个问题还在争论中，当然夏朝传说有神话是无疑的，比如夏禹化熊治水，启母变石腹裂产启，但许多朝代先世也一样有自带神话的传说，例如晚到清代祖先，还有天女产子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根据这些就来说他们朝代全部是伪造，无疑不当。

另外有点也对疑古论不利，如宋是商代后裔，周人完全凭空编出一个朝代也难以让他们这些遗民和其他民族信服。例如楚国作为非商非周的族系，屈原却在《天问》保留了夏朝故事，如果周是确实伪造夏朝世系，又是如何能做到一手遮天，得到他们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