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吴晓波的《吴敬琏传》是否抄袭了柳红的《当代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一书？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刚看完柳红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她在“后记”里面，再次提到了她对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的批评，而在此之前，我看过《吴敬琏传》，于是我从网上调阅了一些关于柳红与吴晓波为此发生纠葛以及就“抄袭”一事发生官司的资料，现就此谈谈看法，原来对匿名用户提问的回答，作了更动，加括弧放在最后，以示区别。
这起纠葛，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是否有抄袭柳红的吴敬琏评传一书的行为？北京东城区法院，对此已进行二审，双方同意庭外调解，但柳红坚持，调解的前提是，吴晓波必须认错道歉。看来事情一时还难了结。容待观察。
但其中会有些麻烦，据披露，吴晓波的书稿是给吴敬琏看过的，共同商量大改过三次，吴敬琏还给吴晓波提供了证词。因为此书是赞美吴敬琏的，吴敬琏吴晓波均为受益人，如果他们有合谋，怎么认定？
例如，有一段话，九十多字，在柳红的书里，是柳红的直接描述，在吴晓波的书里，加上引号，只相差几个字，成了吴敬琏的话。众所周知，凡加引号的属直接引语，必须是原话。这九十多个字，是书面用语行文，除非吴敬琏早有文章，使用过，口语中，很难用这样的方式说话。因此方舟子说，是直接抄袭，抄没抄，小学生都知道！即使吴敬琏在柳红著书之前，没有在文章中写出这样的话，但他如果提供证词说，此话就是我说的，甚至还可以说，从前我给柳红也是这么说的，怎么认定？
疑罪从无的原则，也应当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纠纷。认定技术就成了一个麻烦事。
第二、是否存在事实上的问题？柳红虽多有指出，但只能质疑，不属于维权范围，打不了官司。好在说的都是当今的事，有知其详者必明白。也许在他们日后的文章中，会有说法，也许会觉得事不大，懒得理会。虽然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会因此出现多个吴敬琏，有吴晓波书中的吴敬琏，有柳红书中的吴敬琏，还有知道吴敬琏这一面那一面的吴敬琏，这都算不得大事。毕竟吴敬琏还没有重要到非要用标准像的时候，而标准像常常也未必就是人们心中的实际印象。
见网上有人说，如果吴晓波抄袭，全中国就没有敢写字的记者了。意思是说，记者都是道听途说、东抄西抄写稿子。这个说法不对。其实记者是有一套职业规范的，例如，当记者得知一桩事时，首先要看来源是否可靠，还要寻求第二个来源点印证，如有两个来源点，觉得仍不踏实，还会注明，这一消息尚未得到某方面的证实，同时，如果是突发事件，在抢发首条消息后，还会发出第二条消息，对前一条消息不准确的地方加以修正。对于各种复杂情况的报道和写作，是有公众可以理解并予允许的办法来解决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具有相关的职业素养和道德。
第三、是否存在拔高“捧杀”的问题？吴晓波说，吴敬琏在看书稿时，提出书中对他有溢美的成份，有些作了修改，有些却仍予保留。本人谦虚，作者觉得应该这样评价，这当然是允许的。
但如把握不好，则会弄巧成拙。在书中，吴晓波说吴敬琏是“一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惹恼了一个叫陆城东的人，他在网上发文说吴敬琏的80大寿的操办者，竟是已改名为肖梦的文革初期的造反“骁将”彭小蒙，而此人正是出版传记的中信出版社的独立董事，而且从未见就文革中的事认过错。吴既任国家证券委评审委员，又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两个明显具有利益瓜葛的要津位置，在西方是违法的。吴还有在五七年反右、六四年批斗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中的很不干净的行为，还有编造经济学家董辅礽在干校殴打顾准的事，企图阻止董辅礽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等。
本来这些事知道的人不多，是不是确有，我辈亦不敢妄断。如今网络传播面如此之广，如果有人相信吴晓波的赞美之词，自然也会有人相信陆城东的披露。这么一弄，是不是反为不美呢？
读柳红的《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能感觉出她在事实求证上很努力，力求能写出那一代人的真实状态。她深深为这一代人以天下事为已任的责任感而感动，赞美的是一个群体，其中也包括吴敬琏。涉及到对个人的赞誉时，也比较注意分寸。对他们后来各有所向，也给予了理解。
吴晓波说，他试图建立一种口述史记录的新模式，并回应柳红说，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又说他作了充分的案头准备，注重了各种文本资料。意在证明，他是经过求证的。
如果是纯粹的口述史，记录者忠实于被记录者的口述，有差错，应由被记录者负责。好处是，不仅可以获取某些史实，而且可以看出被记录者本人的德行，因为被记录者出于某些原因贬低他人或抬高自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对被记录者本人也是真实的一种记录。
如果吴晓波还经过了求证，而写的书又用记录口述的方式，如果有错，则应由两人分清责任，或者共同负责。但既已求证就表明，是在向史实靠拢，是不是与史实相符，就是唯一的标准了。
只是吴晓波去年5月在其博客声明说，“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许多情节相似”，听起来总有点别扭。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创作”是专指文艺作品的。这不等于这个词在其它特殊场合使用。如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创作”是指有独创性的作品，这个独创性是指，篇章结构、行文风格、材料来源使用、观点看法等方面的独创。“创作”是指作品，而非描述对象的本身。否则就是《三国志》PK《三国演义》了。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这还讨论什么呢，收兵吧。
关于何为“真实”或“史实”，网上也有论及，其实也有客观标准的，常识上人们也有判断。此文已长，就不再探讨了。
（是否抄袭不了解。但书中有的史实不准确。如关于山东诸城小企业改革，1966年，书中所说的那位国务院领导确实去考察了。但这位领导不久后在一次会上说（有相关记录为证），我肯定的是诸城用多种方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经验，并没有肯定他们搞的什么股份合作制，我提出了这种股份制中的很多问题，既不是一种规范的形式，也不可能推广，没有推广的条件。我同意试下去，也不能泼冷水，不让试。
他还说，他去考察后，经济日报连发5篇报道，都是讲小企业搞股份合作制好话的，就是要等他去了后才发表，意思是说这就是他的意思了，这跟他没关系。后来，他还要求将他的讲话用文件形式下发，以免误导。
而吴晓波的书中，对这一部分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则是，有人对小企业搞股份制改造有看法，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位领导同志于是去考察，肯定了诸城的做法，指出了股权出售中的一些问题，从而大大推进了全国的“放小”运动。吴晓波的书中，怎么会将“运动”一词用于“放小”，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运动”除体育方面的含义外，在我国通常用于政治活动和计划组织活动，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改革，只会搞乱，除非是要暗讽，否则用在这里干什么呢？
不管后来的人们对国有小企业股份合作制如何评价，但对诸城小企业改革中与领导同志有关的那部分，应该忠实于史实。
书中提到80年代末大涨价前，吴敬链提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主张，是极其有见地的主张，直至今天，仍值得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