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

“躬与其役”的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留下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或可算是在中国思想学术演进的脉络中最早对“西学东渐”问题进行定位和把握者，尽管未曾对此进行专门分析，但二书皆述及外来之西学对于推进清季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清代学术概论》按照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分析清季之学术，对于清初“启蒙期”学术之发展，梁肯定了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所产生的影响：“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进一步的，对于“蜕分期”之清学，梁又指明，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而正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成为清学分裂之主要原因。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梁启超同样关注到西学之传入，特别指明“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之输入”。还将此置于中国学术思想的长程进行审视：

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朝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西学东渐”受到的种种阻碍，书中也多有阐述。一方面揭示出由于耶稣会内部的分裂以及雍正时期的“禁教”，“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另一方面还指明咸同时期“西学之讲求”，不能真正在学界产生影响。尽管中国士人已了解“西人有还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洋的观念’，渐渐变了”，但“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的轻蔑排斥”。尤其是“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更堪称“思想界一种厄运”。

梁启超此书，除言及历算学之外，还分别述及“各种科学”的情形，在其看来，“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

梁启超针对“西学东渐”阐述的看法，不仅难以摆脱身处其中的位置，还结合了其对于现实的关怀。由于西学东渐牵涉诸多复杂的因素，对此的评价难免纠缠种种情感。钱穆主张治史当抱持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在处理西学东渐问题时，就不免流露出这样的情感，表现出与梁启超相反的态度。钱1937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于西学东渐所造成的影响，在该书“自序”中就有这样的评述：

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