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圭夏在全小将的夺权进程中是否无能为力？

崔圭夏在全小将的夺权进程中是否无能为力？

某位唱片收藏家在为历代总统匹配相应歌曲时，将歌手金钟洪演唱的《存在的理由》选给了崔圭夏。这或许意味着他的存在感薄弱至此。

但这仅仅是作为任期短暂总统的存在感，作为官员的他却是极其耀眼的存在。世人常将官运亨通之人归结为历任最长总理的丁一权、在三共及国民政府时期担任总理的金钟泌，或曾任首尔市长、总理的高建，但实际上无人能超越从课长→局长→次官→长官→国务总理步步高升直至登上总统宝座的崔圭夏的官运。在工作热情、敬业精神以及清正廉洁方面，他亦是公职人员的楷模）。

青少年时期的崔圭夏同样是耀眼的存在。1919年生于江原道原州的崔圭夏作为父亲崔养吾和母亲全州李氏的长子，在三四岁时便熟读《千字文》，进入普通学校前已精通《小学》和《通鉴》，天资聪颖。

进入原州普通学校后，他一直稳居榜首。尤其据说在作文方面展现了非凡才华。例如他所写的《蛇与青蛙》一文，在当时同窗间始终是热议的佳作。其同学元珩常回忆道（《朝鲜日报》1979年12月4日），文章内容描绘了在草丛爬行的蛇哄骗弱小的青蛙最终将其吞食的场景，当时的日本班主任（土谷一夫）盛赞其生动刻画了弱肉强食的景象，令众人羡慕不已，记忆犹新。

曾被称为“学习虫”的他升入了京畿高的前身——京城第一高普。正如小学时期同学们证明他擅长作文那样，进入高普后，他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也展现了非凡的才华。其中，英语成绩尤为优异，属于特A级，独得日本英语教师（高冈）的宠爱。正因如此，身为全校第二名的他得以升入四年制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

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为模型建立的东京高师，是当时与东京帝大齐名的优等生云集之地，全校1200名学生中，韩国人仅有英文科的崔圭夏和物理化学科的尹日炳（윤일병）两人。据说他在这里近乎完美地磨练了他的特长——英语。

1941年3月从东京高师毕业后，崔圭夏曾在大邱的一所中等学校短暂执教，随后于1942年10月入学伪满的大同学院。他在这所国立官吏培养所里，与帝国大学出身的精英们共同学习政治学与行政学，并始终以此为豪。日后，他常将这座仅提供六个月短期课程的大同学院作为自己的最终学历填入简历，并称“我在东京高师学习了英语，在大同学院培养了政治眼光”。

在他的简历或秘书撰写的略传中，从1943年7月大同学院毕业到解放为止，他似乎无所事事。然而，美军政厅G-2文件却记录显示，使用“梅原”这一日式姓氏的他，从1943年7月6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大约两年间，曾任伪满官吏（G-2文件或《未清算的历史》，1994年）。

解放后回国的他，成为了由京城师范与京城女子师范合并新成立的京城师范大学（首尔师大前身）英文科的助理教授。但他似乎更适应行政工作，于是从1946年4月起，转任美军政厅中央食粮行政处计划课长。据悉，当时他与美军的粮食谈判自不必说，即使在中央食粮行政处在政府成立后改为农林部之后，从有关大米进口的国际会议、谈判、讨论，到英文合同书的起草，他出色的英语能力都发挥了“光与盐”般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凭借这出众的英语实力，他于1948年11月作为韩国代表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粮食组织（FAO）亚洲粮食委员会会议。此时，他在东京高师习得的纯正英语再次展现了其真正价值。在那个能说如此高级英语的韩国官员凤毛麟角的时代，他的名声在相关圈子里广为流传。

此后，时任外务部长官卞荣泰（변영태）正苦寻英语能力出众的人才，听闻此讯后，便将时任农林部归属农地管理局局长代行的崔圭夏引入外务部，并安置于通商局局长之位。时值1951年9月。自此，崔圭夏辉煌的外交官时代拉开了序幕。

虽已忘记姓名，但曾有位能说高级英语的日本外交官。当英国高官问他在何处学的英语时，他答道"My English is made in Japan（我的英语是日本制造）"，此事曾引发热议——这是笔者早年从日本记者处听闻的轶事。崔圭夏正是如此。

他曾在澳大利亚国会用英语发表演讲。当时惊叹于其高级英语水平的澳大利亚议员向韩国随行记者称赞道："崔总理在何处学的英语？说得比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还要高级，令人惊讶。"他的英语可谓是"日本制造"或"韩国制造"。

关于让剑桥大学毕业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都赞叹的崔圭夏的"King's English（正统教养英语）"，流传着许多轶事。

1970年任外务部长官时，他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国际会议，突然被请求即席演讲。登台演讲后，他在一片掌声中走下讲台。当时他手中拿着的是一张白纸。对此他坦言："为了给人留下是照着事先准备的讲稿宣读的印象，我才盯着白纸演讲"——这段轶事极为有名。

一位曾近距离辅佐崔圭夏的外交官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了如下轶事，说明尽管没有留学英语国家，但他凭借不懈努力积累了英语实力：

但这不仅仅是因为英语好。在大同学院这所官吏培养所学习的行政理论，以及作为满洲国官吏积累的行政诀窍，在新生的韩国的官僚组织中发挥了作用。暗示这一点的是他的晋升速度：从外务部通商局长起步，历经驻日代表部总领事→参事官→公使，他在1959年41岁时已升至外务部次官之位。

因精通英语而参加过众多国际会议的他，是在建国后于李承晚总统麾下成长起来的职业外交官，是外交二代的核心人物。

因精通英语被引入外务部的人物，除崔圭夏外还有一人。即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通过日本高等文官考试司法科的金溶植。与崔圭夏使用正统英语相比，出身律师的他以准确的外交英语见长。

还有一位同期进入外务部走上职业外交官道路的人物——毕业于九州大学、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后曾任日本内务省官僚的金东祚。这三人正是所谓"构建了韩国外交基础"的"外务部三大山脉"。

其中金东祚英语不如金溶植或崔圭夏娴熟，但拥有前者没有的雄厚胆识。他主张英语对外交官固然重要，但不过是进行外交这场战争所需的武器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在外务部构建了通过考试选拔的"DJ师团"（金东祚，《冷战时代我们的外交》，2000年）。金溶植的人脉被称为"YS人脉"，而崔圭夏似乎没有另行构建自己的人脉。关于互为竞争对手的三人性格，存在所谓"石桥论"的版本。

这说明三人中崔圭夏最为谨慎小心。但这仅是性格使然，面对工作时他也展现出惊人的韧劲。典型事例可举1968年发生金新朝袭击青瓦台事件与普韦布洛号被俘事件时，他与被紧急派往韩国的美国特使赛勒斯·万斯的会晤。

当时韩国政府因美国朝野只关注普韦布洛号事件而反弹，正推进对朝鲜实施单独报复攻击。美国政府担心事态演变为全面战争，紧急派遣万斯特使前来安抚韩国。

另一事例是同年围绕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问题与美国代表威廉·波特会晤时。

当时崔圭夏要求美方提供重新确认核攻击安保承诺的备忘录。素有"白蛇"绰号的老练外交官波特却以现存《韩美相互防卫条约》已足够为由，采取轻视韩国的态度称："希望不要拖拖拉拉最后落入不愉快集团（unpleasant group）"。

对此崔圭夏长官毫不气馁地反击道："作为美国政府代表，您若连最亲密的盟邦韩国都说服不了，还谈什么对韩外交做得好？"这句话让波特大使面红耳赤无法反驳。最终是崔圭夏长官取得了胜利——因为次日波特大使就带着新承诺亲自来找崔长官了。

当时以记者身份随行的前政务次官李在远（이재원）这样描述会谈场面："两人坐在谈判桌前时简直令人头晕目眩。那就像是两条蛇为咬住对方尾巴而持续头脑风暴引发的眩晕感。"无论如何，会谈结果使韩国成功促成了成为韩美年度安保协议（SCM）基础的韩美国防部长年度会议。（权宁民）

作为外交官的崔圭夏堂堂正正且坚韧不拔。当时他的绰号是"崔韧劲"。以此方式，他还在联合国大会上推动了韩国问题从自动上会议程改为裁量上会议程。

历代外务长官在国会答辩时也各有特色。"三大山脉"中善辩的金溶植对议员的提问回答详尽，却避重就轻。金东祚则厌恶出席国会，每逢9月定期国会召开时，便以参加联合国大会为由前往纽约滞留数月，每次都由代理出席的次官代受煎熬。

而崔圭夏则以懵懂应答应对。"虽然对提问无一遗漏地作答，但听完总觉不甚了了且有所欠缺。外务委员长朴浚圭评价称：崔长官的答辩如向立起的木板泼水般流畅无阻，听后却觉索然无味。"（崔浩重，《钝马登上山巅之前》，1997年）

对答如流却似遗漏关键的应答方式也是一种技术。但真正谈判时，他也会运用打动对方心弦的策略。

1973年卸任外务长官后担任总统外交特使的他，为化解第一次石油危机出访中东。他抓住沙特国王因韩国劳工的"火炬公路工程"深受感动且厌恶共产主义的特点，如此进言：

"我们韩国劳动者为沙特发展正点燃火炬进行彻夜施工。但与共产势力对峙的我国如今因石油危机陷入困境。若无石油便无法战胜共产势力，恳请国王陛下施以援手。"

这番契合厌恶共产党与以色列的沙特国王心意的发言成效显著。会谈大获成功，获得了国王继续按既往水平供应石油的承诺。

石油危机时的这番光辉功绩显然被计入考量。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代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乃百官顶点。对此升迁，有人主张是因他广义上属于朴正熙的满洲人脉。

但对不容许有野心或挑战的二把手的朴正熙而言，他温顺的品性与态度确是令人满意的要素。当时一线记者出身的某媒体人如此描述这一点：

在"一人之下"的结构中，他得以成为稳妥或称职的宰相。但当宠爱他的那位"一人"的保护伞消失后，他的领导力便开始急剧动摇。或可为治世之能臣，却非乱世之英雄。

"阁下，带着这种虫豸般的家伙搞政治，能成事吗？"

吐出这句话后，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先后向警卫室长车智澈与总统朴正熙开了枪。1979年10月26日，射向"维新心脏"的两发枪声震响了宫井洞的夜空。

在三清洞总理公馆的崔圭夏，在事件发生2小时后，才从总统秘书室长金桂元那里得知那枪声的内情。金桂元将生死未卜的总统移送医院后，给崔圭夏打了电话，要他速来青瓦台。

崔圭夏立即前往青瓦台，在那里从金桂元处得知总统“有故”。片刻后，金载圭来电要求他到陆军本部去，崔圭夏便与金桂元一同再次前往陆军本部。军方首脑们已全部聚集在那里。

金载圭催促立即宣布紧急戒严。但崔圭夏只说了一句“先去医院看看吧”，便让车开往首都陆军医院。话语虽短，却表明了他不亲眼确认总统生死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慎重态度。

抵达陆军医院时，映入这位六尺巨汉眼帘的并非总统，而是一具165厘米的小小遗体。院长用眼神示意白布覆盖的遗体，对崔圭夏说：“阁下在抵达这里之前，即19点55分之前，已经辞世。”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崔圭夏意识到自己未经推举或选举，已依据宪法自动成为总统，他事后向亲信吐露了当时惊愕的心情：

换言之，他曾暗自决心“这算什么命运的玩笑”，那么他果真尽全力收拾时局了吗？

他过于谨慎。因而迟疑不决。其结果是，继任总统职位后整整两周未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1月10日，才发表为收拾时局的特别谈话，公布了国民最关心的政治日程。

然而，他并未提出具体日期，只表示将根据现行（维新）宪法通过体育馆选举选出第10任总统，再由选出的第10任总统制定新宪法后重新进行选举。

这种多阶段的政治日程，引发了那些还记得为民主化曾立即着手修宪工作的许政过渡政府的人们的反感。反映在野党及民间气氛，新民党总裁金泳三于11月22日前往三清洞公馆向崔圭夏抗议。

至少此时，崔圭夏似乎认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是民主化。因此，他在11月19日解除了大学停课措施，并在通过体育馆选举当选第10任总统的次日（12月7日）解除了紧急措施9号，首批释放了因违反紧急措施而被拘押的学生和普通民众68人。随后又对1700余人实施了特赦和减刑。

然而，崔圭夏的积极举措仅止于此。

10·26之后，形式上填补权力空白的是成为总统权限代行的崔圭夏。但当时没有人将他视为真正的权力实体。总统权限代行的职位是他作为国务总理根据宪法继承的，但能在12月6日的奖忠体育馆选举中当选第10任总统，是因为围绕崔圭夏的集体领导体制，尤其是军方高层的认可。对此，当时共和党代行委员长的朴浚圭这样透露：

这最终意味着选择了一个作为过渡期人物、没有自己势力、必要时随时可以让其退出的崔圭夏作为门面。国民也都知道实权不在崔圭夏而在军方。实际上，推举崔圭夏为总统候选人的是军方高层，更具体地说是戒严司令官郑昇和，阻止共和党金钟泌竞选总统的也是他们。（郑昇和，《12·12事件》，1987）

郑昇和本人在回忆录中声称坚持不干预政治的原则，但当时驻美大使格莱斯廷在被美国记者问及"谁将继承朴政权？"时，虽回避直接回答，却提到"目前美国的对话对象不是崔圭夏总统或卢载铉国防部长官，而是郑昇和戒严司令官"，程度如此。因此，在野党和民间也克制行动，以免刺激军方。

理论上，作为军队统帅权拥有者的总统应该掌控军队，但崔圭夏的情况非但未能掌控，反而要看军部的眼色。就这样，随着实权转移到军方，军队内部围绕主导权展开了激烈斗争。

12月12日晚，在动员了约6000名首都圈地区军人的情况下，发生了逮捕戒严司令官郑昇和的事件。目睹事态的当时驻美大使格莱斯廷在第二天早上发给万斯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指出这实际上是政变。

这是以下犯上。其根本原因在于维新政权为了安保，在青瓦台周边大量培植了政治军官。之后控制塔突然消失，这些政治军官之间发生了主导权争夺战，这就是12·12事态的本质。曾是韩国通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解释12·12的背景：

胜利者是新军部的领袖全斗焕。他趁着军搜查兵力去逮捕郑昇和的空隙，另率20余名警卫兵前往三清洞公馆找到崔圭夏，要求批准逮捕郑昇和。

但崔圭夏坚持说"先获得国防部长官的许可再说"。他坚持了9小时30分钟，直到12月13日凌晨4点左右，看到国防部长官卢载铉出现并签字后，他也在逮捕同意书上签了字。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程序，郑昇和的逮捕早已完成。

崔圭夏本人从未直接说明当日坚持9小时30分钟后才签字的原因，但其姻亲秘书官崔兴洵（최흥순）表示听崔圭夏说过，并这样解释了背景：

这意味着崔圭夏当时担心事态演变为内乱，因而等待了解军方内情的国防部长官卢载铉的出现。

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此事态的驻美大使格莱斯廷，因其传递给据信参与12·12人士的信息（即不应发生可能刺激朝鲜的韩军内部冲突，以及不应发生颠覆文官政府导致政治发展夭折的事情）未受尊重，愤慨地表示"12月12日晚美国的存在被忽视了"，并于12月13日早晨急忙会见了总统崔圭夏。

由于能了解崔圭夏此时想法的资料甚少，故不避冗长，通过格莱斯廷回忆录中间接呈现的崔圭夏想法如下：

通过这次会面，格莱斯廷感觉崔圭夏看军部眼色行事，因此并非能果断采取独立行动的人物。

12月14日早晨，格莱斯廷向实际掌控军部和政权的全斗焕发送了希望会面的信息。对此，全斗焕于当天下午身着野战服，带着几名助理和约40名武装军人来到大使官邸。在他的武装警卫遍布官邸各处的情况下，他像一位胜利的野战军司令官一样进入大使馆建筑。

在此场合，全斗焕表示"将肃清腐败后返回军营"，据说他回去后，格莱斯廷翻阅文件，找到了1961年政变时朴正熙派金钟泌传话的记录。

令人惊讶的是，全斗焕的话与朴正熙派出的金钟泌的话一致。这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新军部深入研究5·16先例的旁证。如此，新军部也很清楚这次举事将如何收场。

美国起初谈论支持文官政府和民主化原则。但实际上不偏袒任何一方，观察内部斗争动向，最终支持胜者。因为这更安全且成本更低。

格莱斯廷曾说美国曾寻找能实施临时逆向政变的替代势力，但若果真如此，那也只是为驯服新势力而作的姿态。因为在冷战时代，美国对韩政策最优先的是安保，就此而言，军事政权是美国最能放心的势力之一。因此，美国的兴趣在于权衡新军部能持续多久。

崔圭夏曾说"我在东京高师学习了英语，在大同学院培养了政治眼光"。此时他所谓在大同学院培养的政治眼光，究竟是怎样的呢？

若在大同学院所学的政治是正确的，那么作为总统的他本应首先体察国民所需。当时国民的渴望是民主化。因此，若他展现对民主化的决心，国民已准备好支持他。事实上内外条件对他并非不利。因为密切关注韩国政治状况的美国政府期待10·26后向民主体制转变，日本外务省也发表了欢迎民主化的官方评论。

所以，若他真想成功实现民主化，本应从初期就会见朝野政治家协商后，向国民公布快速的民主化日程，并让国会主导修宪。进而通过解除戒严令，以国民对他的支持与美国的援助为杠杆，他本可主导政局，相应地新军部也难以逆民主化潮流而动。

但他没有这样做。关于其原因，有人举出军部的压力、权力意志的缺失，也有人提及他的无能或决断力不足等，但我不这么看。这首先是个选择问题。

崔圭夏绝非优柔寡断或无能之人。如前所述，作为外交官的崔圭夏是能干的官员，作为公职人员的崔圭夏是严谨清廉的行政官，作为个人的崔圭夏是恪守原则、真诚的人。问题在于作为政治领导人的崔圭夏。对此，格莱斯廷留下如下文字：

他并非单纯因胆怯而屈服于新军部的压力。若愿意，他也是个有勇气对抗的人物。但他没有这样做。"明智地"一词中，透露出当时格莱斯廷所审视的崔圭夏的政治选择。

换言之，崔圭夏没有选择国民、正义或民主化，而是选择了更有势力的军事权力，这一政治选择隐含在格莱斯廷"明智地"一词中。查看崔圭夏的经历可确认这一点。他选择的历代政权是伪满洲国→第1共和国→第3共和国→第5共和国。全都是看似有实力且持久的政权。他没有参与民主政权第2共和国。理由很简单：因为觉得它不会持久。

我的一位远亲中，有作为崔圭夏高普后辈曾任外务部高官的人。据长辈们相传，我的那位亲戚如此，崔圭夏也曾强烈谴责第2共和国的民主党政权，但5·16发生后便急忙加入军事政权，称"时候到了！"。崔圭夏那时显然也选择了看似有实力的政权。

我认为这或许正是他在大同学院培养的政治眼光的实质。借用某人更直白的表达，即学会了权衡"该站哪队才能持久"。这在普通官员层面，以及在"一人"保护伞下的"代读总理"时期或许没问题。问题在于此时他的身份是总统，即需对国民幸福负责的政治领导人。

政事的"政"字原意是"对朝向目标（一）的步伐（止）加以鞭策(?)使其笔直前进"。引导这一方向者即为政治领导人。

当时国民期望的目标是民主化。那么作为政治领导人的崔圭夏本应引导国民朝向该目标。但崔圭夏所考虑的目标是"稳定"。（《总统就职演说》，《贤石篇谟》，1998年）前述格莱斯廷指出，以崔圭夏为首的当时执政势力是"即使在最佳情况下，最多也只能设想儒家式或官主导民主主义的群体"（格莱斯廷，1986年）。换言之，他们缺乏对民主程序的信念，并不那么认可西方式民主本身。

崔圭夏追求的"稳定"路线与国民期望的目标存在差异。在野党、民间或学生均不满意。因此，国民并不高度评价看似看新军部眼色、安于权力藩篱内的崔圭夏。

尽管如此，从其秘书官所写回忆录看，可知这一时期总统崔圭夏暗中帮助了许多不幸之人。

给钱、提供学费，还无声无息地分发给贫民米袋等。访问孤儿院或养老院几乎由其夫人承担。

崔圭夏尽到了自己作为领导人的德行。从下达勿告知媒体的严令看，也并非作秀的善行。

但我在翻阅资料时，在此也感到某种焦点略有偏差的东西。德行固然是美事，但其行迹总让人觉得像古代国王的民情视察。作为现代总统，本应更从大框架上谋划和设立能制度性救济困难者的方案等。就此而言，身为总统他的心态是否仍停留在普通公职人员水平，而非领导人水平？

出身外交官的他重视形式与礼节，事事细致周密、谨慎小心的性格，当时国民也都微妙地知晓。因此坊间称他为"崔主事"。不知他是否知晓这一点，某日崔圭夏问亲信："国民怎么看我？"

他是否真正理解了人们为何以"崔主事"绰号相称？

将1980年春天推向迷雾政局的原因之一，是政界部分人士提出、且有报道称崔圭夏政府也在认真研讨的所谓"二元执政制"方案的浮现。

将总统权限一分为二给国务总理的"二元执政制"方案，极大地刺激了有意竞选总统的"三金（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金泳三批评崔圭夏"做着虚妄的梦"。坊间也质疑崔圭夏是否怀有某种野心。

不仅如此，崔圭夏政府还称若将事务交给派系政客，只会长期争斗找不到任何解决点，并表示将在法制处设立宪法研究班，让政府主导修宪工作。

昔日的许政过渡政府在4个月内就完成了修宪工作和政权移交，而拖延时间使得在野党和民间的怨气高涨。他们关注到崔圭夏政府的申铉碻国务总理。因为他领导力强，对国政全局颇有见识，正扮演着统筹政府各种会议并做出综合结论的角色。（金容三，《月刊朝鲜》1999年2月号）

对崔圭夏或申铉碻产生疑虑的不仅是野党和民间。美国国务院也怀疑。

但随着春天临近，整体社会氛围转向乐观。政客和国民都克制了积极行动。在这安逸的氛围中，《东亚日报》会长金相万（김상만）于1980年2月25日邀请将角逐大权的三金（金钟泌、金泳三、金大中）到自家设盛宴款待。宴席上还可见到美、日、加大使的面孔。

然而，参加了这场备受媒体瞩目活动的格莱斯廷，称那是浪漫间歇期的顶峰，并以讥讽口吻向华盛顿这样报告：

格莱斯廷正担忧着12·12成功后在水下活动的新军部的存在。事实上，或许所有人内心都在担忧。因此，文教部长官金玉吉（김옥길）也借3月1日开学之际恳请学生克制示威，学生们也似乎听从了劝告。

但好景不长。野党、民间和学生开始要求解除戒严令。对此，崔圭夏抱怨道"不创造解严条件，只要求解严"，并暗示了军事政府出现的可能性，但据崔圭夏亲信回忆，无人倾听他的警告。（权宁民）

正如崔圭夏的警告或格莱斯廷的担忧，新军部正暗中进行着篡权工作。其一便是1989年"全斗焕听证会"前夕，由国会议员李哲（이철）公开而世人皆知的"K(King)-工作"。

这是保安司令部于1980年3月左右制定的舆论工作计划，其梗概是将三金贬为迂腐的"总统病患"等，将新军部差异化塑造为稳定构建势力，从而将全斗焕推上King(王)位的执政工作。负责此工作的舆论操纵班班长是对共业务老手李相宰（又名姜基德）准尉。

他领导的舆论操纵班先后接触94名中央日报及广播公司干部，开始进行怀柔工作。除94名媒体人外，学者、评论家、外国人士等知识分子也是吸纳对象。K-工作的实务人员金基哲这样作证：

作为放任混乱的一环，新军部对学生运动置之不理。对此，格莱斯廷回忆道："我认为当时首尔的社会混乱没有外部势力介入。我也不相信全斗焕及其麾下军人在背后操纵反政府示威的阴谋论。当然，他们确实预见了这种事态并加以利用。"

全斗焕判断时机终于成熟，遂施压于4月14日获得了崔圭夏对其代理中央情报部长的任命。这明显违反了当时《中央情报部法》第7条"（中央情报）部长不得兼任任何其他职务"的规定，但青瓦台以"新任全斗焕情报部长代理不是'部长'而是'代理'，故可兼职"的荒谬逻辑掩盖了此事。

12·12兵变主角全斗焕脱去面纱浮出水面，内外关注聚焦。4月15日《纽约时报》长篇首尔来电报道称："韩国情报部长职务通常由文人担任是惯例，因此全将军的任命消息让韩国民众惊讶。"

但更惊讶的是格莱斯廷。原以为在孱弱的'天皇'角色崔圭夏身后满足于扮演'将军'角色的全斗焕浮出水面后，他急忙先会见了崔圭夏。

关于此时崔圭夏作何想的资料几乎阙如，引用格莱斯廷回忆录如下：

崔圭夏为正当化自己任命情报部长的行为，甚至袒护全斗焕。但如日本京都通讯评论所言"全将军作为现役军人参与总统重要决策过程的道路已被打开，军方对中央情报部的管理将公开化"，全斗焕的出现，注定使本已模糊的崔圭夏发光体更加黯淡。

学生们也准确把握了全斗焕地位强化意味着什么。一种"首尔之春"可能即将结束的不安感，使抱有民主化梦想而兴奋的他们聚集起来。

大学接连出现谴责崔圭夏的示威。尤其是国务总理申铉碻成为集中炮火的目标。一度遭美国国务院怀疑的他，也被学生怀疑觊觎总统之位。此时学生们的常用口号是"申铉碻·全斗焕下台"。

4月24日，申铉碻表明自己和崔圭夏不会参加总统选举，但学生骚动并未平息。他们试图走出校园，涌上街头。政客也开始介入学生示威。

4月30日，全斗焕的会见新闻成为《东亚日报》头版头条，次日（5月1日），戒严司令部召开的全军指挥官会议新闻又登上头版头条。当日戒严司令部警告："对于否定法治主义原则和民主基本秩序的行为，将不论理由严惩不贷。"担忧事态恶化的格莱斯廷会见崔圭夏总统，建议"应宣布尽快解除戒严令并早日举行新选举，才能说服温和的示威参与者"。

但天性谨慎且不信任政客的崔圭夏未予采纳，认为那样做学生会要求更多。反而受军部操纵的政府当局，声称示威是背后有朝鲜介入的不纯势力所为，企图将学生示威定性为暴乱。

学生示威日益激烈。5月2日，在首尔大学冠岳校区召开的民主化总会上，来自首尔各大学的约1万名学生要求解除戒严令。5月3日后，激烈示威持续不断。

格莱斯廷知悉新军部动向异常，于5月12日会见金大中，13日会见金泳三，请求努力克制学生示威。但效果不大。

5月15日，10万余名大学生聚集首尔站广场要求解严。这是10·26后最大规模的示威人群。但5月16日的街道反而安静。因这天是1961年军事政变19周年纪念日，全国大学总学生会会长团担忧被军部操纵和不纯分子煽动，撤回了所有示威。

然而，军部于5月17日上午召开全军指挥官会议，强化强硬方针，正在出访途中的崔圭夏不得不接受此决议，在马来西亚接到电话后，电示申铉碻总理处理紧急戒严令全国扩大事宜。崔圭夏经金浦机场抵达青瓦台已是当晚11点左右。时局对策会议随后在青瓦台召开。

但戒严军早在时局对策会议做出扩戒决议前许久，即当晚就已逮捕了位于东桥洞家中的金大中，软禁了金泳三，并以权力型不正蓄财嫌疑拘捕了金钟泌。同时，戒严军突然逮捕了文益焕、芮春浩、金东吉、高银、李英熙、印明镇、咸世雄等民间人士、教授以及为讨论对策聚集于梨花女大会场的学生等600余人。

随着当日午夜宣布戒严令全国扩大，武装坦克的兵力被投入主要城市，全国大学下达停课令。国会也被封锁。首尔之春就这样被军靴践踏。

崔圭夏与5·17政变

5月18日，崔圭夏发表将紧急戒严扩大至全国的特列声明。他通过此声明称，因校园骚动带来极度社会混乱及部分政客煽动刺激，"政府为保卫国家、守护3700万国民生存权"做出重大决断。

并补充道："多次趁机会阐明的政治发展毫无变化，将继续推进。"不知是否是照读新军部写好的稿子，但在600余人无令状突遭逮捕的5·17政变刚过之际，他"政治发展毫无变化"的保证，是完全无法理解的语句。

更奇怪的是，局势急剧恶化的5月10日，他踏上了中东之行。那是5·17政变一周前。当然出访本身是预定事项，石油稳定供应也重要。

但即便如此，国内问题紧迫之时国家元首出国访问，令人难以理解。当时政界盛传军部登场说，劳资纠纷不断，校园骚动达至顶点。

对此，驻美大使格莱斯廷似乎也有同感，称："崔总统决定在危机预计达至顶点的时期进行预定的4~5天中东访问，让我惊讶。"按常理，应取消或推迟出行。也有参谋如此建议。但据说外交部和中央情报部方面强烈要求必须去。

他最终还是离开了。 而且,在首尔进行大规模学生示威期间,他一直不在场。 对此,格拉斯汀回忆说:"崔总统出国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作为了解5·17计划并提前推卸责任的权宜之计之一。 结束中东访问后，在紧急时期为了休息几天还去了马来西亚的度假胜地巴林，这更让人感到有这种感觉。

但是，他在那里接到秘书室长崔侊洙打来的电话后紧急回国，并于5月17日晚在青瓦台举行了时局对策会议，并于5月18日下午发表了扩大戒严令全国范围的特别声明，从这一点来看，他似乎并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出国。

他果然赞同新军部吗？ 对此,一位媒体人士批评了崔圭夏这一时期的行为。

5·17政变发生在首尔，火花很奇妙地在光州迸发。 与首尔不同,在示威持续不断的光州,5月18日早晨在全南大学前,学生和空降兵展开对决,拉开了凄惨的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序幕。

"无数人涌上街头，示威队伍从各处走向市中心。 他们中的几个人乘坐的是插着太极旗的军车和从军人手中夺取的战车。 还有人坐在卡车和玻璃窗破碎的大巴上。 群众高喊'杀死全斗焕'、'解除戒严令'、'释放金大中'。"

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触发原因之一肯定是湖南出身的总统热门候选人金大中被捕的消息。 这也是光州镇压后戒严司令部发表的所谓"光州事件"的核心要点。 1988年，首尔大学教授卢在凤称"光州事态是金大中精心策划外围打击的高超手段"，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发生"光州事件"、"光州抗争"或"光州民主化运动"是在5月18日以后的事情,金大中被拘留在戒严军是在5月17日的事情。 时间上对不上。

"在韩国某道厅所在地光州，10万多名示威群众对首尔的戒严政权和新掌权者发泄愤怒，挤满了街道。 示威很快扩大到了全面起义。 市民们代替逃亡的警察实际控制了光州。"

随着事态发展至光州被市民军掌控的局面，崔圭夏于5月25日晚乘总统专机南下光州。各部长官及军方首脑随行。据称，"崔圭夏总统的光州巡视，与其说是为了光州市民，不如说是戒严当局经过周密计算，意在给国民留下总统慰问、鼓励戒严部队的印象"（金振倍）。

然而，崔圭夏实际上并未踏入光州市中心，而是进入了光州郊外战斗兵科基地司令部临时搭建的电视演播室。在那里，他照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因一时激动和愤慨而持枪的青年朋友们，现在为时未晚，请归还枪支回家……"通过电视向光州市民展示这一画面，便是总统崔圭夏所能做的全部。

这是空降旅镇压作战开始前30小时的事。结果惨不忍睹。持续9天的光州民主化运动，留下了死亡163人、失踪166人、受伤3139人的惨痛痕迹。

镇压4天后（5月31日），管辖国政全局的国家保卫紧急对策委员会（国保委）成立。随着该机构的启动，总统崔圭夏彻底沦为了"傀儡"。尽管此前他还保有行政实务权限，但国保委的成立连这一权限也被剥夺。

格莱斯廷就1980年5月末至6月间变化的情势表示："我们意识到，如今再将崔圭夏总统视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元首已不现实。从1980年6月起，韩美两国政府间的根本意见交换，并非通过崔圭夏总统，而是通过全斗焕将军进行。"（格莱斯廷，2000年）

虽然正式辞职是在8月16日，但事实上从此时起，崔圭夏时代已经终结。

新军部的主体势力将呼喊民主化的市民全部打为"左派"或"红色暴徒"并推向死亡，如后来所揭露的，不过是为满足自身贪欲——即登上权位攫取巨额财富——的一种整备作业。轻视生命只顾获取和守护权力或财产等私利的浅薄保守主义，终将导致腐败。新军部的两位首领正是因该问题入狱的典型事例。

崔圭夏绝非腐败人物。据传闻，1995年检方重新调查12·12事件时曾搜查其银行账户，但底子干净。（《贤石篇谟》）

虽居权位，他于1973年购入未多加修缮居住40年的西桥洞二层小楼，作为其俭朴清廉生活的物证闻名。此种作为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至少到长官级仍是值得称颂的美德。问题在于他成了总统。

他并非为获取或守护财产不择手段的伪保守主义者。也非特别贪权。曾任其外务长官的朴东镇（박동진）回忆，阁僚推荐他为第10任总统候选人时他曾推辞，"因他本性谦逊，对政治权力无欲望，故十分犹豫"。（朴东镇，《路远旨一》，1992年）

但因其未积极展现珍惜生命、体察他人痛苦、理解与我相异之处的一面，很难称其为健康美丽的保守主义者。虽有观点认为是因军方压迫无可奈何。但为官时显示的"韧劲"去了哪里？他是总统。是应千方百计阻止流血悲剧的领导者。纵使力有未逮，至少应展现此类尝试。然而未见此类积极努力或发挥领导力的痕迹。

正如他始终留任将自己挤出权力核心的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国政咨询会议主席一幕所暗示，他或许只是个接受现实、消极自守的本能型保守主义者？他似乎仅有高级官员或行政官水平的器量。如此人物因命运捉弄登上要求更高领导力的最高领导者之位，实为历史悲剧。

此语境下，1995年法庭证言中他提出的"若需对前总统任内国政行为一一证明或作证，或引发国家运营问题"这番"夫子曰"，听来空洞。因为于他而言，似乎并无值得带进坟墓的秘密或"冤情"。

岁月流逝。不堪其重的他于2006年10月22日因年老体衰在西桥洞家中离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