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避皇帝的名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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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明代的避讳制度,自永乐以降,一直都是比较宽松的,连民间都不怎么避讳这个,何况皇室。老朱定下来的字辈那更是没人敢动的,毕竟是祖训啊。关于明代避讳问题的具体情况可以看看我之前写过的一小段文字,算是对明朝的避讳情况作了一个介绍吧。
明代的避讳制度非常奇怪,有时候严格的莫名其妙,有时候却又宽松到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明代避讳很严格”和“明代避讳很宽松”这两种大而化之的观点,都是过于笼统的,因为无论你持哪一方的观点,都可以找到不少相反的证据来对你进行反驳。
那么,对于明代的避讳制度到底应该怎么看呢?
首先,让我们把明朝历代的避讳要求梳理一遍。首先看《大明律》中的条文:上书奏事犯讳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各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用音近字和形近字是不算犯讳的,就算是皇帝的名字,只要不把那两个字同时用出来,而是只用其中一个字,那也没关系。再看《大明会典》:“成化十三年、令举人文字。凡遇御名、庙讳下一字,俱要减写点画。”在此时,皇帝名字的第二个字是要避讳的,避讳方式是写的时候少写几个笔画,而名字的第一个字,由于代表的是辈分,就不用管了。到了弘治年间又有新规定:“弘治七年、令作文务要纯雅通畅……(中间略过)……御名、庙讳、及亲王名讳,仍依旧制二字不偏讳,不必缺其点画。违者黜落。”这就更宽一些了,连笔画都不用缺,这样的规定,很好的贯彻了“二名不偏讳”的古训,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纸面上的规定,实际执行的时候,各个皇帝都有差异,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先讲朱元璋,应该说老朱在礼仪文化方面管的比较严,而且做了很多细致的规定,比如普通的宦官不能称“太监”啦,比如唱戏的时候禁止扮演历代帝王啦……如此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明朝在这个时期在避帝王名讳方面也抓的很紧。
朱元璋,字国瑞,是明代皇帝中唯一一个有字的。为了避讳,“元宝”被改称“通宝”,这个大概是避讳中影响最大的了(但等老朱死后,“元宝”再次迅速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名既然要避讳,字当然也要避讳,因此改名的人大概不少。比较有名的,一是冯胜,老朱手下悍将,原名冯国胜,因避“国”字而改名;二是方国珍,元末小军阀之一,归顺老朱之后同样需要避讳,于是改名方谷珍。
总体说来,虽然有特例,但在洪武年间整个避讳制度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严格的,至少比后来严多了。但是到了老朱的小孙子朱允炆这里,事情突然起了一些诡异的变化。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是这么记载的:“然有极异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谥号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盖当时已改尊称为兴宗康皇帝,犹为有说。而建文年号,音同御名,举朝称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讳也?至建文二子,长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与“炆”字无少异,又可也?岂拘于太祖所定帝系相传之二十字耶?似亦宜变而通之。当时方、黄诸大儒在事,纷纷偃武修文,何以不议及此?”
朱允炆的老爹朱标死得早,老朱很心痛,追谥为懿文太子;老朱给朱标这一支规定的字辈是“允文遵祖训blablabla(剩下的我懒得打)”……所以朱允炆的儿子就是文字辈,比如朱文圭朱文奎什么的;而朱允炆的年号,则是建文。
这也太巧了吧。
建文、文奎、懿文,全都有一个“文”字,所以全都犯了朱允炆的名讳,而朱允炆似乎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就算懿文太子是他老爹的谥号他不敢改,就算允文遵祖训是他爷爷规定的字辈他也不敢改,那么年号呢?年号是怎么回事呢?这么大一个“文”字摆在这里,连年号都直犯上讳,拟定年号的大臣们一个个都眼瞎了不成?
据史料记载,朱允炆小朋友书读得不错,且热爱《周礼》,甚至曾经有过把官职名称全部改回古制的想法。看来他应该对礼法什么的很熟悉,不会注意不到这种严重的失误。那么,他又何以居然坐视这么些个犯了避讳的名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呢?
(PS:不要跟我说这是同音字用不着避讳,自己查查历史上因为同音改名的有多少,就会懂得我国古代的避讳有多么严苛了。)
但是!神奇的事又出现了!徐达的长子徐允恭,为避讳改名徐辉祖……这就真是一笔糊涂账了,你“文”都不避讳,“允”还避个什么?
(再PS:徐达大将军的起名水平简直让我无力吐槽,四个儿子分别叫做辉祖、添福、增寿、膺续,每一个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很怀疑他要是有第五个儿子会起名叫来喜……)
建文之后就说到朱棣了,朱棣的名字并不是常用字,本来就不常见,所以需要避讳的场合比较少,不过万历野获编的补遗篇记载说:“明成祖名‘棣’,故改沧州之‘无棣’为‘庆云’,改乐安州之‘无棣’为‘海丰’”,这就说明当时是有避讳之事的。但是不避讳的例子也不少,《诗经》中有一篇诗题为《棠棣》,恰恰犯着朱棣的名讳,诗经是四书五经之一,地位极端重要,但是我找了不少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将诗经中这一篇进行改动的记录,想来是无需避讳的。就连明人陆容也在《菽园杂记》里说:“今士大夫以禁网疏阔,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讳,诗文中多犯之。”陆容很认真的提出了避讳方案,但并没有人鸟他,大家依旧照用不误。所以我甚至大胆猜测,朱棣改‘无棣’为‘庆云’,大概也不是出于避讳的考虑,而是看着“无棣”二字,觉得太他娘的不吉利了。
朱棣之后的明朝,更是骤然进入了一个避讳宽松的阶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二云:“避讳一事,本朝最轻。如太祖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宣宗英宗庙讳下一字,与宪宗旧名新名下一字,士民至今用之。”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朱祁钰、朱见深,他们的名字中都或多或少的有常用字,但这些字在明代的各类书籍公文之中仍然常见,并没有见到什么需要避讳的。
特别需要提的是朱瞻基,他刚即位就宣布,自己的名字无需避讳。至于其余几位,也可以随便举出很多不避讳的例子。例如,朱祁镇名字中有个“镇”字,但纵观整个明朝,“镇守太监”这个职务一直存在,也从来没有改过名字。而在哈铭所写的《正统临戎录》中有这么一段:“本月二十六日,太监兴安传:‘奉圣旨:哈铭升一级校尉,袁彬升试百户,钦此。’升铭实授所镇抚。”哈铭随侍朱祁镇很久,不可能明知有避讳而仍犯,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无需避讳。又比如朱高炽,当时姓高的大臣仍旧大有人在。
再比如朱见深,他的名字非常朴实(……),都是常用字,而基本未见需要避讳的案例,例如丘濬,字仲深,然而他在成化朝为官时也从来没人要求他把自己的字改成别的什么。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按明律虽有上书奏事犯讳之条,然二字止犯一字者不坐。明诸帝多以二字为名,故不讳也。”大概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不过正统年间,倒是有一个考官因为犯讳而被问罪的记载,但是他犯的是当地藩王楚王的避讳,和帝王名讳这一大节并没有关碍。
朱祐樘在位时对避讳问题也比较宽容,他曾经下过这么一条命令:当帝王名讳只是单字出现时不用避讳,写的时候也不用特意少写笔画(“孝宗朱佑樘于弘治七年定科场式令:“御名庙讳及亲王名讳仍依旧制,二名不偏讳,不必缺点画,违者黜落。”)。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一个非常重视礼法的人,但是当时紫禁城里的厚载门(现在南京的厚载门已经转讹成了后宰门,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内涵)就在他眼前,他也没有想到下令把这个名字给改了。
改名的也不是没有,比如张璁,因为大礼议中的出色表现被重用,后来他为求避嫌,自请更名,嘉靖赐其名为“孚敬”。但我并不觉得他改名是因为避讳制度的必然需要,因为他改名是在嘉靖十年,当时嘉靖都继位那么久了,要真是为了避讳,为什么之前都不考虑这事?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比如他与夏言的矛盾)考虑,我认为,张璁自请改名,主要目的应当是为了进一步讨好嘉靖皇帝,而非出于避讳的考虑。
同样还有一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发生在嘉靖朝,那就是嘉靖长子的名字问题。明史记载:“哀冲太子载基,世宗第一子。生二月而殇。”朱载基,这就是他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正好触犯了宣宗皇帝朱瞻基的名讳。就算当时避讳制度再宽松,朱瞻基是嘉靖的直系祖先,给儿子起名的时候直接触犯祖宗的名讳,这错误实在是太匪夷所思。就算朱瞻基自己开明,不在乎这个,嘉靖作为后代,难道就完全忘记了这一点吗?国讳一层,家讳一层,事关重大,嘉靖这样重视礼法的人,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不过,嘉靖长子的名字是否是朱载基本来就还存疑,在别的典籍中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四库本《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一东宫纪中说:“哀冲皇太子载填,世宗长子也,母贵妃阎氏。嘉靖十二年八月生,十月薨,追册谥,葬西山。”两相对照,明史的记载有可能有些问题。对此我宁愿相信嘉靖的长子根本不叫朱载基,否则嘉靖起名字的时候脑袋一定被驴踢了。
朱载垕对于自己的名字忌讳也不多,之前的“厚载门”就可以拿过来再当一回例子。但穆宗在别的地方倒有忌讳,北京北部有个“延庆县”,明代穆宗之前叫“隆庆卫”,穆宗年号正好是“隆庆”,就把“隆庆卫”改成了“延庆卫”。避讳年号的事情非常少见,除了此例之外我只在《酌中志》中看到作者刘若愚自述说:“累臣原名时泰,避光庙年号改此。”此外就未见避讳年号之事了。
万历年间倒是有避讳的记载,比如明神宗名“翊钧”,遂改“钧州”为“禹州”。但是不避讳的事例也有,《万历野获编》写道:“今上皇贵妃郑氏所居宫曰翊坤宫,上一字即今上御名。而内外所称,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为怪,亦无一人议及之。”郑贵妃是万历最喜爱的妃子,而万历每天去找她的时候,又何尝要求将宫殿改名?
之前说过,明朝规定了所谓“二名不偏讳”,但是关于二名不偏讳的本义,也是有争议的。常见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二名不偏讳,即二字皆须避;一种是二名不徧讳,即仅避其中一字即可。
但无论怎么规定,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将皇帝的名字二字同时说出来,肯定是犯讳的。但是这样犯讳的事情仍然有所出现,《酌中志》记载:“戊申三月,钦遣阅视京营而识见深沉,料事多中。”请注意,这里“见深”二字同时出现,刘若愚是宫人,而且是罪臣,按理来说他写东西应该更加小心谨慎才是,但他却直书先皇之名,由此可见当时避讳的宽松。
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说:“明季刻本书籍,常多作尝,洛多作雒,校多作较,由字亦有缺末笔者。”明光宗名“常洛”,故改“常”为“尝”,改“洛”为“雒”。明熹宗名“由校”,遂改“校”为“较”。明毅宗名“由检”,遂改“检”为“简”。甚至有把“由” 改作“繇”的案例。
《日知录》记载,崇祯三年曾经下诏,“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言下之意,就是其他皇帝的名讳就不用避了。这是官方的规矩,而实际上的规矩比这个诏书规定的要更宽松的多。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有的人认为,明朝皇帝可能会觉得朱姓是高贵之姓,所以连自己的姓都会避讳,不允许别人姓朱,其实这种观点是错的。唯一不允许姓朱的,是宦官。《酌中志》说:“凡内臣姓朱者,皆改姓诸,礼之义也。”这就说明,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使“公族无刑人”,是出于对国姓的尊重的考虑,和避讳的问题没有关系。
(PS:其实在上古时,避讳的规定也并不严苛,一直到汉代,也只是避讳那一个字,而对同音字无甚限制,《礼记·曲礼上》中也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的说法。一直到唐宋时,避讳才变得严苛起来,具体情况可以参考阅读韩愈的《讳辩》,此处就不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