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人们称洛阳是几朝古都？

一般情况下，人们称洛阳是几朝古都？

洛阳是十三朝帝都，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最久，建都最多的地方，是中华文明发源地，是佛道儒释与三符三学的肇始点，地位远在西安之前。在洛阳建都充斥于宋代之前的历史，自宋之后政治中心才东移北京，这在《历史钟摆学》是不刊的论定。相比于前秦后秦后赵等五胡异族政权，在洛阳定都的朝代无一不是《二十四史》上记载的正统朝代，不仅两周，东汉，魏晋，隋唐，就连传统认为一直都于西安的西汉，开国之初也定都洛阳，而这并不在洛阳十三朝统计之内。相比于动辄用异族割据政权和末代避难充数堆积朝代数量的地方，这就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气度与历史底蕴。

洛阳夏朝二里头文化在学界还有争议，因为未出土关于夏朝的记载，但二里头文化代表了中国当时最先进的文明，这里有最早的鼎，这里有最早的青铜冶炼技术，这里是王朝文明的发源地，用学者许宏的话来说就是”二里头明月无双，陶寺裴李岗群星环绕。”而偃师商城学界主流更是肯定，无论如何辩证，西亳始终在那里，洛阳始终是商都，若对比西安周代镐京出土礼器明显少于洛阳甚至岐州而认为镐京实际地位并不高的论派，可真不算是问题。至于西周洛阳地位看图就好了～

某些砖家费尽心机把成周论证为宗周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宗周那么煌煌何必偷盗他人历史。

还有的玩文字游戏，抱着一两篇论文与砖家死不撒手，可惜这么多西周的王于成周大庙大室，也不知道患了什么眼疾，均做不见。

唐太宗：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

唐高宗：两京朕东西两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 洛阳长安两京都,朕东西之宅也。

唐玄宗：三秦九洛,咸曰帝京。

唐代自高宗开始到玄宗，包括武则天时期，均都洛阳，洛阳初唐的四十七年首都岁月正是在唐代最辉煌的百年当中，皇帝在洛时期近半。唐初到中期关中根本不适宜定都，隋末战乱，在炀帝时期的五六千万人口，到了太宗初仅剩二三百万户，太宗完全不必为粮食发愁，关中自给自足，因此顺利实施关中本位制。但唐太宗又想定鼎中原，为了维护关中本位制，时降时升洛阳行政等级，甚是纠结。 随着国力的恢复，高宗时期，关中粮食难以支撑供应，而洛阳则“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全唐文》载唐高宗言：“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籍洛京。”因此无论愿不愿意，政治的中心再次开始东移，关中本位制也顺势崩溃，至显庆二年，东北边警持续吃紧，咸亨总章达到高峰，高宗车驾顺势发东都洛阳，而检索《资治通鉴》《旧唐书》等，未见”循皇后武氏之请“等关键字眼

显庆三年皇太子不监国，长安制敕无可下者，画敕画诺均集东都，至此进入两京并重时期。翻开《旧唐书》随处可见高宗时期关中饥馑的记录：“总章二年，诸州四十余饥，关中尤甚。” “调露元年秋，关中饥。” “咸亨二年，关中饥乏。 ” “至永淳元年。关中饥乏”，在乾封之后，由于饥饿，高宗甚至放弃在长安筹备长达几年的明堂修建工程，可见一斑。不仅高宗时期，一直到玄宗，饥饿一直是关中的主题，例如“景龙二年春，饥。”‘三年三月，饥。""先天二年冬，京师、岐、陇、幽州饥"比比皆是，因此洛阳对于唐代的皇帝来说简直就是极道乐土，唐代皇帝甚至落得个“逐食天子”的雅号。但到洛阳的道路也并不是一路顺风，据史载 高宗有两次往东都，一次途中侍从饿死数百，另一次则为强盗所阻，不得不于狱中放出强盗头领以求路途顺利，帝王都如此，关中平头百姓有时候到洛阳也是一种奢望。武则天时期没什么好说的，天下第一神都，凌盖古今。唐中宗复位后，想再次回都洛阳，宰相李峤与大臣宋之问均立表支持，后为韦皇后所沮（京兆乃韦氏根据地），虽非神都，但洛阳此时仍是帝都，恒彦范在一次上书中提及洛阳：“臣闻京师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范矫佛。。。“唐代笔记《朝野佥载》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而在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张守珪大破契丹的记录里也提到”守珪亦惜其骁勇，乃改执送京师。“后另有张九龄奏议秋收后行驾为证，明确此为洛阳。对于某地死抱的柏老白话文，则《旧唐书.安禄山传》载“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禄山盗羊事觉，守珪剥坐。。。”二十年仍乃一盗羊之徒，何来十九年即领兵打仗？ 岂不谬论？ 另有不知如何作答，而再次推诿柏杨自有高见者，对此唯有 呵呵 呵呵呵呵，那中书令后面标注最高立法长，还真是另有考量而不是编白便阅 呵呵（我一陕大朋友告诉我，他们老师甚至不让他们读柏杨的书，原来不仅仅是偏激。。。）傀儡书呆子辩无可辩无话可说就当我恶意抨击吧，虽为白身但敢坚持正见，无愧学史之精要。嗯呐。

至于“笔者考虑张守珪其时对于天子驻所不甚了了，径批“押送京师”，而入京师必过东都，自然且循天子所在，受审东都。”神论，实在无力吐槽，贞观时期战鸽系统已经极具发达，信马亦可日行六百里，大唐国域驿站一千多所，拥有极其高效的信息系统，如上姑且不论，不谈幽州走河东道入关中捷径，关于往来的“状”“表”“议”等文书也可置之不理，史载“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可突于。。。斩屈列及可突于等，传首东都。” 自二十二年六月到二十四年间，皇帝均在东都，开元二十二年知道，二十四年就不知道了？且堂堂幽州节度使若是连皇帝动向都不知道也是做到头了！

我们且收录一下唐代高宗后献俘传首的记录：“高侃执突厥车鼻可汗。献太庙。”“苏定方俘贺鲁到京师”“左骁骑大将军苏定方。讨思结阙俟斥都曼。献俘于东都。上御干阳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献。”“李绩平高丽还。上令领高藏等俘囚。便道献于昭陵。”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首领奉职。伪可汗泥熟匐为其部下所杀，传首来降。”““定襄道大总管裴行俭。执降俘突厥阿史那伏念等献之。”“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可突于。。。斩屈列及可突于等，传首东都。” “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副大使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择日告庙。”“寻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来告丧。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廪之。”（值时帝于洛阳，此京城亦为洛阳）我们可以发现献俘传首无一不是在皇帝所在地进行，非要生拉硬拽以此突出长安地位无异于沐猴而冠！再看《旧唐书》一则记录：“乙卯夜，京兆人权梁山伪称襄王男，自号光帝，与其党权，屯营兵数百人，自景风、长乐等门斩关入宫城构逆。至晓兵败，斩梁山，传首东都。”因帝王所在，发生于长安的谋逆尚且传首东都，为何一个发生在幽州的小小的送败将事件会被曲解为停留东都后送长安而完全不顾八月时差？难道为了去长安太庙宰了祭祖？可惜洛阳亦有太庙。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截图：

《旧唐书.安禄山传》截图：

《新唐书》截图：

有言通鉴成书于洛而行文暧昧，则《旧唐书》亦成书于洛，何不一概论之？

又《旧唐书》文献来源渊博，但成书仓促，斑杂不堪，多处前后矛盾不一，此为唐史学者一致的认知，黄永年在陕大曾出过的《唐史史料学》中也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但竟有强自嘴硬者，发“《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去唐未远，书中于礼制等级相关之称乎考究极严”之言，确实极严，一群活在中唐后长安光辉里的旧臣，能对光芒已逝的东都用褒词几许？

隋炀都洛本就无疑，不刊之论，至于《隋书》还真是未见言语严在哪里，一个在唐初长安编辑的史书称几个京师看把某人给高兴的，可惜上至隋书”幸长安”，下至《慈恩传》帝都河洛不言其他，无不昭示正都地位。真是憾事。

仅以我们本题内容为例，检索旧唐书全文，计三帝有“幸西京”，其中二帝内容如下：

《旧唐书.本纪七》“二年春正月丙申，护则天灵驾还京。”《旧唐书.志五》“二年，驾还京师，”《旧唐书.唐休璟传》 “中宗幸西京，令璟权检校并州长史，”

《旧唐书．本纪九》“冬十月戊申，车驾发东都，还西京。” 《旧唐书．玄宗诸子》“其年，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

用某史霸之论，“幸”“还”“西京”“京师”这些标志性差异词汇竟在同一本书上同一件事件共用，可真是“考究极严”呐，不愧为”未尝有影响礼制称谓之甚”。类似记载甚多，若执着于史家一字，下乘自落而不知悔，请莫要一同拉低道友智商。

有唐一代，无论名称如何更改，言及两京必为洛阳长安，就连唐太宗时期褚遂良都曾言“两京等于心腹，四境方乎手足”，未见一以两京代称此二都外者。现仅检索天宝改名后称谓“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皇帝宫”“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敕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杨国忠奏请两京选人铨日便定留放”“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候克复两京”“郭子仪收复两京”则未发现有指北都太原，甚至未有言及之，且迄今为止未曾见过以北京名号出现的太原墓志铭，某地若要自降身份去跟太原谈及两京，恕神都不与参合。另有言及“二京”一词为对仗者，何不与太原共组对仗？且仅摘录的天宝之后的二京文本，制敕占半，朝廷文书，如无同等地位，何不与太原并称二京？哪怕是史官个人主观臆测，也是基于制敕只准洛阳长安二者而为之，若制敕提及太原准二都，岂有不书之礼？既为天宝后三都并峙，地位无差，任凭太原”鲜有駐跸”，亦应点及，何至制敕文书无有见者？

对于史书中“以京师为西京。。。改东都为东京”某地史霸认为“以”长安是尊称，“改”洛阳是加进，就更不能理解了，现再次随手摘录《旧唐书》同传记载：“以左右万骑营隶焉。”“桃林县改为灵宝县。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阅上可发现明明是正常的改名，为何到了别有用心的人嘴上就成了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而在“以东宫内侍隶内侍省为署”“以益州司马章仇兼琼权剑南节度等使。”“以太原裴伷先为工部尚书”里“以”的意义甚至摆明是加进，为何再次视而不见，不断意淫？至于“还”者，《册府元龟》：“唐苏定方为左骁卫大将军显庆五年讨思结阙俟斤都曼俘还东都”《旧唐书》：“夏四月戊寅，车驾还东都”“秋七月癸卯，车驾还东都。”《新唐书》：“冬十月丙寅，还神都。乙酉，至自京师。”若以以上两条都是自离宫而否之，则《新唐书》另载“帝知之，遣使厚赐慰其意，召太子还东都。”此高宗时期，太子于长安。

相对而言《全唐文》里的皇帝敕旨更加具有真实效应：

○幸长安制：

朕粤自镐酆，省方瀍洛。属九服宁晏，四时顺成，殊徵庞殷，景福纷委。遂荷灵眷，登於介邱，先天成功，允答休佑。盖敬天知命，不敢以宁也。我来於东。岁亦数稔，而西土蓍老，傒予多怨。况关辅之地，顷则有年，宜叶卜征之祥，式展时巡之义。可以今年闰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缘顿支供，一事已上，并用当处官物，不须科敛百姓。其递运及行从官僚等，物从减省。所在公私，不得辄有进献，宣布遐迩，知朕意焉。

○改道幸长安制：

朕君临区宇，子育黎元，每怀勤恤，不欲劳烦。而镐京之地，陵寝所在，自展义河雒，已历岁年，所以式遵卜征，有事时迈，抑惟常典，宁敢惮劳。将欲西巡，元取北路，今同州有暴水，浸於邑居，载怀忧惕，无忘鉴寐，且从南路幸长安，所司准式。

○幸西京敕：

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而陵寝久违，蒸尝永感。农隙顺动，得非其时。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应缘顿所要，务从节减。所司明为条例，勿有烦劳。

对于有些史霸为了独尊唐代历史，一直强调洛阳只有武则天时期，和所谓的”驾幸”，除了《全唐文》，其他史料同样有遗存，总有那么几个记载逃脱了美化和修改的魔掌，仅《旧唐书》《唐会要》就有“大足元年，从幸西京”“中宗幸西京，令璟权检。。。”“戊申发东都幸京师甲子至陕州丁亥至京”“开元二十三年以来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开元元年一旦陋东都。而幸西都。。。”“其年，车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中宗将幸京师，又令李怀远以本官知东都留守。”“玄宗幸京师，次陕城顿，审奂其能政”。。。《册府元龟》还载 高宗亲敕： ”闰九月庚申发东都幸京师“，还真不知道唐书初成时几个驾幸呀，就连玄宗宰相大诗人张说也不得不感慨”皇舆久西幸，留镇在东京。”开元二十四年之后玄宗回都长安，洛阳亦是首都，天宝年间旨两京以东西并称，在今天陕西和河南出土的唐代墓志里面，均是”天宝x载西京“”天宝x载东京”等称呼，洛阳首都地位不容置疑，都此乃是天下大势，非人力可轻移。在玄宗回都长安后，关东控制力量减弱，惊天弥祸安史之乱爆发，洛阳几遭践踏，再不复往日景象，但洛阳唐代宗庙的议论却一直从代宗延续到武宗时期：“自建中至于会昌，议者不一”，甚至晚唐人赵元一在其《奉天录》里，仍惯性呼洛阳为神都（天府神都,咸称万岁。）足见影响之深。

后梁后唐等函握两京，一统北方，南方大部称臣，这是前秦等未有的面积与威势，后梁口握天宪，自有汤武非受命之基，倒是某地一方面抨击人家得位不正一方面大倒新朝不以成败论英雄口水，双重标准玩的漂亮。后唐后晋虽为沙陀，但均高度汉化，都洛之朝无不归教，后唐尊李唐为正朔，河北开元寺甚至献李唐遗宝以尊正统，后晋虽有割让燕云之举，但末帝石重贵不辱国体，至死不向契丹称臣，与国殉节。以上均是二十四史记载正统朝代，如果这都不是正统，那真不知道异族大本营吹西魏，北周，前秦，后秦这些大部分时间四分之一中国的异族割据政权是怎么好意思拉下脸了 ，当年异族屠戮秦中，如今不思悔改反行舔跪之道，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足以写一本《论六朝古都向十三朝胡都的大跃进》了，哈哈，六朝（zei）古都（du）名不虚传。

涂改涂改，我懂～知乎也就这种好处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