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是怎样沦为村霸的？

村干部是怎样沦为村霸的？

作为与@祢衡上单望银河 互关的一位路人，我要指出他回答中的错误。

首先要说明的是，该回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论土改实际是在1946年各老解放区开始的，即使其所说的“49年土改”是指南方新区土改，其所引用的材料也并不能佐证其观点，因为《邪不压正》所描述的是北方老区土改，而非南方新区土改。

而从干部成分上来讲，土改也并没有让农村实现“贫雇农当政”或曰“流氓当权”。

在他的回答中，他是这么讲的：

蒙古上单的这番话，很明显是受了今天传统土改叙事的影响，以为土改是什么一蹴而就的事，发动贫雇农搞上一轮就完事了。

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中，北方刚进行第一轮土改时的老根据地，其干部成分并不是以贫雇农为主，相反，在1948年整党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富农乃至地主出身的干部。

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试论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整党运动中的党群关系》，该文中便举若干地区党干成分之案例，指出农村实际仍是中农乃至富农地主当家，认为“人民群众仍然受某些地主成分的党员、富农成分的党员以及官僚化了的党员欺压”

这样的研究并非“一家之言”， 比如说蒙古上单在他的回答最后留下的那条挂着“黄道炫”大名的文章。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认真研读过黄道炫老师的这篇研究，因为这篇打着“邓子恢说干部大都是贪污犯”的文章，其实是黄道炫的研究论文《洗脸——1946至1948年土改中的干部整训》。

而在《洗脸》中，黄道炫同样表示，整党前贪污腐化、私分果实的干部实际上是中农出身者为主，中农才是农村里的“当权派”，领导第一轮土改的，不是贫雇农，而是中富农。

黄道炫在文中更直截了当的说，这些中农干部在土改里消灭了旧地主之后，凭借公权力成为了新的“地主”，即群众头上压着的“石头”

正因为中农干部正普遍蜕化为掌握权力的“新式地主”，整党运动中转而以乡村中的贫雇农为主力，组建“贫农团”，去斗争、取代蜕化干部。换而言之，与土改复查同步进行的“整党运动”，其组织的贫农团，针对对象并非地富，而是中富农干部。

在整党运动与贫农团的压力之下，参与整训的部分干部可谓“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曾逼迫群众、贪污浮财，现在只怕被“交群众处理”

那么，贫农团是不是无理取闹、不受欢迎呢？黄道炫也向我们给出了：他们是受欢迎的，部分群众表示贫农团来了，才感觉到“民主”了，他们才敢向干部表达不满

除了直接斗争外，“搬石头”运动也给广大基层干部、后来新进干部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使其“敬畏群众”，不愿“得罪”乡亲父老，客观上有利于减少强迫命令的产生。当然，也使得了一些村干不积极完成征兵任务。

齐小林在他的研究文章《职责与顾虑——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村干部心态》（该文受到了黄道炫《洗脸》的影响）中便提到了整党后的干部心态

诚然，凡事皆有两面性，有的贫农团来了是“青天”，有的贫农团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在踢掉中富农干部“石头”之后，成了新的“石头”骑在群众头上，拿着鸡毛当令箭，作威作福。

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北方老区的土改与整党，不是今天人印象里的一蹴而就的两步走

流氓/贫雇农作为积极分子斗争地富→成为新干部村霸

而是

新老中农为主的干部领导土改→斗争地主时私吞浮财或保护地富，利用权力欺压群众→引发群众不满和上级关注→在土改复查的同时开展整党运动→贫农团里的贫雇农部分取代旧中农干部→部分新干部变得和旧干部一样

很明显，蒙古上单的错误，是因其不熟悉党的历史而造成的。他错误的把土改运动中私分果实、贪污腐败的中富农干部，当做了整党运动后的“贫雇农”干部。又把与土改复查同期的、整党运动里（事实上）针对中富农干部的贫农团，当成了斗争地主富农的“土改积极分子”。

说实话，我平时对 @祢衡上单望银河 老师是有不少好感的，经常能看到他写的关于曹操、关羽等三国人物的趣事，在我看来都是很有趣的创作，他也时常对我的创作表示赞同。尽管我们二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交流讨论，但至少也是互相较为熟悉的。

所以，还请蒙古上单老师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方面随意发言，做出一些“惊人之论”，这样很容易败坏路人印象。